多年以后，周同志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看见身旁的毛领袖向山呼海啸的人群挥手的时候时候，准会想起1924年他回国的那个下午。
从国共合作期间任广东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开始一直到建国，周同志留给后人一个最大的谜团：从始至终，周仿佛都没有想过走向领袖位置，即使最接近的时候，他似乎也不想往前迈一步。
这期间他配合过的老大从老蒋、李立三、向忠发、博古、再到毛领袖。毛领袖当然不用说了，任何人都得臣服。可前面几位明显都属于脖子以下是星级人物，以周的实力，谈笑之间就能强有力地主持了领导换届，三下五除二废掉了不合格领导。华丽出手，一击必中，给人一种毫不费力的印象。
可是这个事啊，我们可以跳出来看。周在前期有无数种表达我才是大头大哥的方式，为什么选择技术含量最不高的那种二把手呢？是什么把一个充满实力的巨星逼上了只当辅佐的窄道？
一，想不想当老大
肯定想啊。从一九二四年回国算起，周从事过各种工作，军队建设，特工建设，短时间的主持过上海中央，能尝试的都尝试了。每一个岗位上，他都是出类拔萃的，干得比大多数人都强。善于控制局面，决断力高，行事作风果断，不拖泥带水，说杀顾顺章全家就杀他全家。
但最后的结局都是失败，周同志也试图反击，策划过八一南昌起义，输了军事。随后周改变策略转入地下，进入秘密工作，若干年交锋之后，周又因为顾顺章输掉了政治。短暂的胜利（第四次反围剿）过后，再一次遭遇战略性失败，红军被迫长征。
经过了这么多，周也曾一个人在漆黑的夜晚溜达，别问为什么在漆黑的夜晚溜达，因为去别的地方溜达他咳嗽。此时，有点伤心，但未如刀割；有点悲痛，但没有欲绝。
这时他想起了一个人。
二，毛与周
毛和周是从啥时候开始有交集的？从公开资料看，一九二五年十月，毛去广东担任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当时的周正准备随蒋介石东征。两人初次见面，客套一番，但并无深交。正也正常，在当时的周同志看来，毛连外国都没去过，标准的土鳖。
当然毛也不在乎，虽然没什么深层次的交流，毛当时要是想套近乎，要是这么跟周聊天，一味去迎合，必定让周瞧不起。比如为了迎合周，去聊国外生活，他能聊得出什么来？别说国外了，大城市他都见得少。
之后两人都经历了太多，之前他们彼此不了解，之后彼此另眼相看。毛邀请周去农所讲课，周邀请毛去黄埔军校演讲。既然已经很熟了，两人就来了一场一镜到底、坦白到底的真情对话。毛说，既然我们都是主战派，为啥不一起干，反而选择两条路呢。
周说，我原先以为老蒋是打仗不行，不想当废物。现在一看他纯粹就是能力不行，还想当废物……
那是二人性格的第一次完整展现：周是战略执行者，所以只能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在白区战线搞斗争，在老蒋眼皮底下面折腾；毛是战略创造者，所以另起炉灶把部队拉到山里，另起一片天地。
三，分歧
之后，周在上海，毛到了苏区。周的特科工作是有声有色。毛指挥反围剿战争，就利用过周获取的情报。可以说彼此促进，合作愉快。
当时的毛在苏区可以称得上是春风得意，因为除了苏区主席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头衔——红一方面军政委兼前委书记。政委是按照苏军模式建立起来的，在重大事情上有最后的拍板权。红一方面军是当时的中央红军，又是毛一手拉出来的。所以毛可以说把军队牢牢掌控在手中，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就差“党”了。
但毛泽东没能高兴几天，因为“党”来了。
这就是顾顺章叛变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中央在上海已经hold不住了。苏维埃共和国刚成立一个月，周进入中央苏区，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抵达，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毛和朱德只能坐板凳了。
当时整个中央包括周在内，攻占大城市是根本，被他们视为楷模的红色苏联就是这么成功的，被他们视为经典的马列主义书籍也是这么写的，对此他们坚信不疑。
那么毛那一套是啥呢，就是农民运动、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这些东西在后人看来如此正确，如此有力，如此适合中国国情。但是在一九三一年看起来可不是这样，它既与书本上的马列主义不同，也和苏联成功经验（工人和城市暴动）不一样。怎么看都像是在农民起义的外衣上套一层马列主义的外衣，这对信奉正统马列主义的人来说怎么看都是旁门左道。当然，主要是觉得太low了。
就这样，刚刚赢得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正值意气风发之际。而更大规模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即将拉开大幕。宁都会议召开了，结果，毛下岗，周取而代之。
四，长征联手
这就是说，周这时有想法向领袖位置逼近。其实从一九二八年开始，周恩来就处于类似的位置：逼近领袖而又不是领袖的位置。在陈独秀倒台之后，前后六年时间里，中共领袖都处于一种“虚君”状态，瞿秋白、王明、博古都是理论家、花架子，向忠发连理论家都不是。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德不配位，不是乱世中可以崛起争天下的枭雄。而周至少是中央实际掌权者之一。
那么周是什么时候确定了自己不是领袖者而是执行者的地位，从现有的资料分析，应该是第五次反围剿后期和遵义会议开始之前。
因为毛就是那种人，无论身处何等境地，有“气”首先有“势”。毛就是自带庞大的气场和威压，随随便便站在那里，含而不发，就让人未战先沮，老想认输。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让周恩来明白了：毛，只有毛才能克制蒋介石！毛才是党和组织最后的希望！
很难判断周何时想明白这一点。但可以推断的是，如果周没有想明白这一点，遵义会议就开不成，毛也不会那么容易就上岗。
其实整个长征过程中，感觉组织高层内部一直在闹。远程遥控的王明、博古、李德、周同志、凯丰、张闻天、王家祥。毛是前期最弱鸡的，王明一度遥控三人组（博、李、周），莫急，我看快了，因为快开会了，届时党内不允许有像毛这么牛逼的热点存在……
其实换个角度看，不闹选出来的能力不足，闹才是选材历练的好方法，高层的闹，不要大范围祸及百姓，对国家是好的。夺位是养蛊，成功的人是蛊王。心性，手段，隐忍，能力，拉拢，各方面都逆天。国运能不好？
如果用一句话评价周恩来总理，那就是“一个有信念的，可以终生为组织牺牲个人的人”。正因为如此，不但父辈们敬爱总理，现如今的大多数党员也如此，为什么，就是那句话，为组织牺牲一次容易，为组织牺牲一辈子难。
很多人认为周恩来总是搞调和、和稀泥，那是不了解总理。周恩来所做的一切都是以组织为核心，而一个组织的战斗力除了有明确的宗旨和目标外，组织团结是关键。红军时代，毛泽东、李立三、陈毅这些人都是30多岁，最大的朱德也就40出头，大家都是年富力强、血气方刚，虽然有同一个理想，但如何实现理想每个人的看法是不一致的，这非常正常。而周恩来把组织看的无比重要，高过个人的一切。为了保证组织团结，周恩来做了大量的工作，周恩来就像强力胶一样，把毛泽东这些个性鲜明的人物团结起来，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而奋斗。
有这么一句话：一家企业如果要做大，老板就要把自己的手脚都废掉，只剩下脑袋来思考、决策和沟通。
如果这样，二把手就显得非常重要了，执行决策中的各种具体工作，甚至核心但琐碎的事情与沟通均需二把手的倾力辅助。
毫不夸张地说，二把手甚至能左右企业的命运，很多时候企业的死，是因为二把手的“无能”。
国家已然。
尾声
今天我感悟到“两个凡是”：凡是领导过周的人，除毛之外，最后都被淘汰了。凡是领导过毛的人，除了周之外，最后都被淘汰了。我们的先辈太伟大了，他们才是中国人的圣人！
越来越觉得毛教员和周总理简直是完美搭配。毛教员的思想深远天马行空，周总理强悍的执行力，以及两位都在所有人都悲观的情况下顽强的坚持了下来。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有人悲观。
人民军队成立的时候，有人悲观。
反围剿的时候，有人悲观。
长征的时候有人悲观。
抗日战争时期有人悲观。
解放战争时期有人悲观。
共和国成立的时候一样有人悲观。
之后的漫长岁月里。
抗美援朝战争、两弹一星、三线工业大建，都有人悲观，可就是两位的最强组合才让中国有了今天。
所以，那又如何呢，中国从来不是靠悲观的人建设发展起来的，也从来不会缺少悲观的人。
最后，我想到毛与周相识相伴51年，殷殷韶华。表面上他俩都孤独了一世，但其实我想，两人心中的感激，温暖了一生。
“十年”后期，国内曾广为流传一首署名“毛泽东”作的《诉衷情》（赠恩来）词：
当年忠贞为国酬，何曾怕断头？如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业未就，身躯倦，鬓已秋。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与东流？（作者：北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