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心《后浪》这套话语的人，大多数是不理解五四的。颂扬它的人犯了和胡适一样的错误，妄图将该符号去政治化；而一部分批判它的人则局限在打倒章宗祥、曹汝霖和陆宗舆的情绪上，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能力不及张国焘的张国焘。
对这套话语的关心，再一次印证了马克思对黑格尔一句话的补充：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闹剧出现。
真正对《后浪》的批判应该是跳出它所框定的话语，去思考一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后浪》这套话语本是我们不该去关心的。它犯了形而上的错误，是一种时间轴上的刻舟求剑，是不承认一切事物是运动中的，于是它将五四符号成了一个静止的概念。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一个人拿五四应该是批判和嘲讽来批判《后浪》时，依旧是用静止的概念去批判静止的概念，依旧是错误的，他也自然地被局部化了。
总书记昨天对广大青年说的一段话才是真正该被刷屏的：新时代中国青年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坚定理想信念，站稳人民立场，练就过硬本领，投身强国伟业，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前进姿态，同亿万人民一道，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长征路上奋勇搏击。
这段话就充分体现了全面的、发展的眼光，理想信念是什么，人民立场是什么，过硬本领是什么，强国伟业是什么？依次回答这四个问题，才能理解五四是什么。
我们先批判几个错误概念。
五四不是一般的批判运动。和新文化相辅相成的五四，尽管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但这并不是两千多年来头一次，孔家店已经被砍倒了许多次，而许多人也仅仅满足于这一点，但这店门面的地基还在，五四是第一次继续往前走的，所以不能只批判和摧毁，摧毁的目的是建设，如果不能建设出更好的东西，摧毁又有什么意义？
五四不能简单理解和学生运动挂钩。五四以前的学生和五四以后的学生就是两个概念。五四以前的学生是太学生和科举士子，是有爵有户有地的暮登天子堂，因此子产、王咸、郭泰、陈东这帮人，并不能简单视为学生，某种意义上他们和章宗祥、曹汝霖和陆宗舆这些前清留下的旧官僚才是阶级一致的。在不理解运动主体的社会本质时，讨论它是轻佻的。
五四也不能直接概括成青年朝气。什么是青年？只有当一个人有明确的时间段划分时，才会意识到这是自己的童年、这是自己的青年、这是自己的中年和这是自己的老年，这是一种人为的区分。那么在古老的华夏，如果张国焘一辈子都留在萍乡，或者自己日复一日地种地，或者看着家里的长工日复一日地耕田，那么直到土改他的人生才有可能发生改变，这样的人有青年吗？因此青年是被城市和学校人为划分出来的人生状态，青年的朝气来自不需要关心土地和地租。在需要关心自身的生存问题时，在面临着大量被资本建构的消费符号时，青年朝气是奢侈的。
所以五四自然不会是盲目的一致排外。爱国的前提是有国家意识，而五四恰恰是国家意识开始形成的标志，这也是它会被用来区分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原因。五四前的华夏，用孙中山痛心疾首的话说，是自由散漫、一盘散沙，在没有组织力度的情况下，五四首先开始了学生的自组织，然后是工人和商人，有了自组织才会真正意识到集体的力量，于是现代中国的概念开始了。
当然五四包括批判糟粕（哲学）、学生运动（主体）、青年朝气（情绪）、爱国启蒙（目的）。但这些不能只停留在概念和局部。当这些概念单独提炼出来时，一定会被有心人放大然后作文章，历史一再证实过这一点。
所以我们聊五四，一定要全面发展地去理解它。
那么五四是什么？
对于五四，我们必须要理解它的五个起源，从而才能理解它的四个结果，也即是总书记提到的四个发展方向。
五四的第一个起源是世界一战。这个原因是最原始的情绪，我们不必赘述，如果这个都不知道的话，中学历史教科书欢迎再翻一遍。唯一需要我们补充的是工人和商人为何在五四起来了。
一战以前的这片土地，由于主权的丧失，大量外国资本蜂拥而至，所谓的瓜分中国，他们贪图的不是土地，而是这片土地上的财富。但这是一片拥有广大农村的土地，有的地区直到三四十年代日军来了仍旧过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对用白银来衡量的财富不是那么敏感。
但是到了一战期间，由于战争，欧美没有机会将大规模的商品输入到中国，但各国需要从中国输入农产品、原料和面粉，因此在这段时间里流入中国的白银储备飞速增长，这极大地有利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面粉、火柴、水泥、卷烟、榨油、肥皂等产业在这几年里飞快发展，单民族资产阶级的面粉工厂就从战前的四十多家涨到了战后的一百二十多家。
工厂的增加、资本的涌入，让这个落后的农业国产生了对大量工业人口的需求，因此伴随而来的是大量失地农民从农村来到城市，进入工厂，开始了领工资生活的日子。
但是好景不长，一战结束，外国资本卷土重来。当北洋政府没有能力维护自己的主权时，工人和商人自然一个个面临失业的局面。这没有道理嘛，才过了几年，这下家乡的地没了，城里的工作也没了，怎么办？学生在这时候提出了抵制日货，北京和上海的商会迅猛地响应，这才是符合逻辑的。
但第一层逻辑解释得了工人和商人，却解释不了北洋政府为何没有主权。这就需要我们来看五四的第二个起源。
五四的第二个起源是辛亥革命。它意味着北洋政府的合法性来源。当溥仪在懵懵懂懂中逊位时，辛亥就宣告胜利了，于是民国的合法性在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的你来我往中，传到了徐世昌的手中。
但熟悉制度史的朋友一定清楚，在一个新生政权没有经过武力就接管旧有政权时，这意味着必然有大量的原先官僚体系与旧官僚被保留了下来，这是低成本的。否则大量的新官僚的获得与官职的变动需要的是对旧官僚和旧制度的大流血。朱元璋对胡惟庸和科举的态度就证实了这一点。
于是你会看到内阁法制院副使章宗祥，摇身一变成了司法总长与驻日特命全权公使；而奉天洋务局总办兼东三省盐各使陆宗舆，几乎在原先机构与下属（甚至办公地点）没有变化的情况下，拥有了驻日公使与交通银行股东会长的职位；当然还有曹汝霖，前清的外务部副大臣，北洋的外交次长与交通总长。
大家都知道，政治（北方）与经济（南方）是中古以来的一个特有现象，但此时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在一定程度上是吻合的，因此它属于可调和的范畴。而鸦片战争以来，由于南方的经济逐渐呈现出新的经济形态，因此北方成为旧官僚的碉堡，而南方则成为动荡的发源地。辛亥正是在这种不可能调和的情况下产生的。但这种不可调和并没有被辛亥所解决，它的本质依旧是旧民主主义，当孙中山同样因为历史局限性犯了刻舟求剑的错误时，身为后来人的我们必然要清楚地记得——五四来源于辛亥，而辛亥则来源于清帝国对主权的丧失。因此清帝国的覆亡并没有解决问题，相反制造出了更多的问题。在这众多的问题中，有一个问题则是，北洋政府凭空扔给社会上大量的无工作学生。
五四的第三个起源是废除科举。我们在上文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五四中的学生和过往的太学生与士子是完全不同的群体，他们是通过荫监与科举获得的功名，而封建时期的这一行为将他们与百姓人为地划分成了两个群体。在社会的分层中，他们只需要获得爵位，就能通过各种办法拥有土地和财富。
但五四的这批学生是不一样的。五四中吕调元的建议是颇有道理的，他提议要立刻举行文官考试，面向所有学生，争取在运动中的学生。这个建议过于仓促了，但它很清晰地反映出，在没有了朝廷的情况下，而科举又被废除了，北洋政府甚至不知道也不愿意给这些新生的知识分子以出路。
从1905年科举被废，到1919年五四运动，正正好是这批新出来的青年长大，读书的人越来越多，但读完了书干什么，没有答案了。没有地可以种，没有官可以做，要么去工厂，要么去街上。所以你看，本来是不存在青年这个概念的，科举被废以后，一个知识分子的一生被人为划分开来了，青年随之出现。
现在让我们把五四的这三个起源统一起来看，会发现它直指主权问题，只有一个拥有主权并且能维持主权的现代国家，才能让学生、工人和商人都更加努力地建设现代化国家。这里必须要再一次指出的是，我们歌颂五四，并不只是在歌颂它的批判、反抗和运动，更重要的是歌颂它的内在动力与最终目的。
因此这三个起源依旧是表象，更重要的是接下来两个起源。
五四的第四个起源是鸦片战争。它负责解释主权概念是如何产生的。熟悉近代史的朋友一定能从虎门销烟聊到义和团，在一次次对外抗争中，清帝国的无能和人民的愤怒在一步步增强，终于到了五四，清政府的变体北洋和人民发生在一次强有力的冲突。
而事实上，在古老的华夏，人民并不会天然地认为这是主权的丧失。主权是一个现代政治概念，它发端于《共和六书》。因为不存在这个概念，因此鸦片战争带来的耻辱是清帝国的耻辱，但苦果却被人民吞下。人民在一次次吞下本不属于自己的苦果时，终于在五四爆发，开始形成自然而然的国家意识。
这是一个关乎共同体的问题。我们不免又要重复一遍上文中的论点：在古老的华夏，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存在中国这种现代民族国家概念的。现代民族国家萌芽于鸦片战争，因为鸦片战争使得外国资产阶级通过先进的工业技术和大量的资本基础，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挤压了手工纺织，原先的宗族与村庄开始瓦解。
我们回忆一下毛主席的话，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促进了这种发展。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
所以宗族的逐步瓦解意味着新的力量可以出现。一个又一个的小型自组织的失败，并不意味着组织是不成功的，相反它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大的组织力量与理论力量。
现代中国的主权概念就是在虎门销烟、义和团、五四中一步步出现的。主权概念终于在五四运动中开始产生，但产生概念并不意味着它能够成功，印度和泰国也想拥有，可它们实际上无法拥有。这就关乎到五四的第五个起源。
五四的第五个起源是封建经济。我们要解释的其实是为何清帝国会在虎门销烟中失败。一部分朋友将其归结为清朝皇帝乃至于中国古代皇帝要求社会禁锢与稳定，从而阻碍了新技术的发展；另一部分朋友则反过来认为这是由于全世界白银源源不断流入华夏，从而导致华夏在发展这一新技术问题上没有原动力。
但这两种解释都是不足以真正说明白问题的，问题的根本是当时的统治者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发动民众。一方面是为什么要发动民众，另一方面是怎么发动民众。看似是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
自然经济的本质是什么？是将劳动力视作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在疯狂生孩子的情况下，可以拥有越来越多的青壮劳动力锄地纺织，从而为了维系这一套生存，发展出了一种叫做孝的契约。因此宗族成为社会的基层组织结构，盘亘在农民之上的几千年来都在变化，但农民的生产资料被剥夺这一点从来都没有变化。
因此封建的本质并不是分封，而是对土地的块状拥有。从诸侯到豪强，从豪强到地主，这才是封建的。在封建的情况下，无论南方还是北方，民众本身都被束缚在土地关系中（甚至还不是被束缚在土地中），如何能依靠他们产生原动力呢？
因此这是五四根本的起源。当这样一个起源分别经历了鸦片战争（小农经济开始瓦解，开始有人从土地中走向新城市）、废除科举（从土地中走向城市的学生没有出路）、辛亥革命（北方的旧政治官僚与南方的新社会经济之间的根本矛盾没有得到调和）、世界一战（从土地中走向城市的工人数量陡增）后，五四运动在一战结束后的那个节点中，爆发就是必然的了。
也因此，当我们真正理解了其爆发的原因后，再回过头来看如何解决它的内在矛盾时，就清晰多了。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封建主义。只有在土地革命与土地改革的摧枯拉朽下，民众才会彻底产生中国的主权概念，才能产生国家与自身的命运连结。没有先锋队的农民组织只是不得不依靠迷信向前冲的义和团，但在党的领导下的农民组织则会成为战无不胜的红军。
所以在批判了一些符号概念和梳理了起源后，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今天我们纪念五四，什么才是最好的继承？
要真正明白未来的方向是什么，和自己一样的那些人所期盼的未来是什么，在通往未来的道路上有哪些真正的拦路虎，它们是怎么产生的，我要怎么赶跑它们，如果我赶不跑，我们要怎么赶跑它们？
我们可以斟酌，但不能犹豫；我们可以慷慨，但不能轻佻；我们可以哀伤，但不能颓丧。
所以答案是永久奋斗。永久是一个对我和我们的理念坚持的最高赞扬性词汇，奋斗是一个具有历史进步的矢量方向性词汇。
最后，让我们再回顾一遍总书记那段话：新时代中国青年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坚定理想信念，站稳人民立场，练就过硬本领，投身强国伟业，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前进姿态，同亿万人民一道，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长征路上奋勇搏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