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静气的说说对方方日记的不同看法吧。她将自己的Diary放在网上，有人在网上看Diary，都算是网民。一样的是上网，能发的声量不同，因此网民也是不同的。
一些人认为方方在代表武汉人民发声，但是，“精英网民”不能代表武汉人民。是因为，第一，网民不等于人民群众。第二，精英网民不能代表大多数普通网民，更不能代表人民群众。第三，媒体市场化之后，在流量竞争的过程中，“发声大网民”容易被资本和利益俘获。第四，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媒体市场，外国资本也有了俘获精英网民的可能，这可能使精英网民离人民群众越来越远，甚至站在人民的对立面。第五，如果资本和精英网民主导了公共舆论和事关人民公共利益的公共决策，有可能使“人民民主政治”异化为“集团政治”，这十分危险。
基于此，不应该将“精英网民”捧得过高，更不能使人民大众被“代表”，倒逼公共决策，主导人民民主政治。当然，强调这一点，并不是要否认精英网民和网络舆论的积极意义，而是要提醒大家对其保持警惕，并使其服务于人民民主制度的完善，而不是由前者主导后者，甚至取而代之。
一、方方不代表“大多数”
无论是在现实社会还是在网络社会，方方拥有的“社会资本”比“我们”大多数要多。
在现实社会，衡量方方的社会资本有两个指标。一个指标是方方的社会关系。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方方/3371604?fr=aladdin）的显示，方方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方方的曾外祖父是国民党元老；外祖父毕业于日本庆应大学；伯祖父是南京大学的教授；方方母亲毕业于九江教会学校励女中；方方母亲家族中的小舅公杨叔子是科学院院士，曾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方方父亲1937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方方有三位兄长：大哥1964年以湖北省高考第一名进入清华大学，是华中科大教授。二哥从华科大研究生毕业后，一直在东北大学教书，也是教授。三哥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在日记中，方方告诉我们，她“女儿的爷爷是华中师大的教授”。除此之外，根据方方的日记，我们也会发现方方的社会关系网络十分发达，从媒体从业人员、医生朋友、文学界声援方方的朋友到画家等等。比如，网上的信息显示，方方还与著名导演冯小刚有不少接触：方方曾力挺冯小刚“屌丝”说；《我不是潘金莲》这一影片在武汉进行了首场观众放映，方方还与导演冯小刚、编剧刘震云同台对谈。
另一个指标是个人能力。在退休前，方方曾任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省文学创作系列高评委会主任，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一级作家。不仅如此，方方曾获得过路遥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百花奖优秀中篇小说奖（来源：百度百科），2015年还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来源：搜狐网）。
方方所取得的成就离不开自己的努力，使其实现了从搬运工人到文学工作者的跳跃。
然而根据社会学的研究，相比于普通大多数人，拥有相对优越的社会资本和教育资本，会让人更容易成功。而个人的能力较强，又使得个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和教育资本能够被充分激活。
个人能力和社会关系能够实现相互强化，这就是“精英”。
在网络社会，截止3月22日，方方是一个拥有413万粉丝的“大V”。方方成为“大V”，第一，离不开方方以前的积累。在此次成名之前，方方已经经历过几次网络大战，“方方与柳忠秧之争”、“方方与田禾之争”“方方为范冰冰批评华师大由此引发的一系列争议”，“方方与原中组部部长张全景、赵可铭上将就《软埋》所进行的一系列争论”（来源：时间静默公众号）。第二，在疫情爆发期间，方方确实写了很多吸引人眼球的文字；第三，离不开各大媒体的报道和宣传，比如给方方送了20个N95口罩的她的校友的报道。
不仅如此，由于方方同时生活于现实社会和网络社会，两个社会的关系资源有时还能够相互转化，比如将从医生朋友那里获得的信息发表在网络上，从而获得了大量粉丝关注，便体现了这一点。这意味着方方两重精英身份的能量也能够实现相互强化。根据以上几点，我们可以说方方不同于普通网民，是一个“精英网民”。
二、“网民”和“精英网民”都不能代表人民群众
2019年，我国有14亿人，网民规模有8.54亿人。这意味着还有5亿多人不是网民。除了少部分人有能力上网但不想上网的人以外，大部分非网民属于没有能力上网的群体，尤其是一些在经济和文化层面处于弱势的群体。而人民群众的声音不仅包括网民的声音，也包括非网民的声音。就如方方所说的，衡量一个国家要看其对待弱势群体的态度，社会主义中国的党和国家尤其要关注作为弱势群体的非网民的声音。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强者的网民不能代表作为弱者的非网民，因此也就不能够代表人民群众。
从这一点出发来看，作为网民的方方不能代表武汉人民，即使方方日记的声音加上方方粉丝的声音也不能代表武汉人民的心声。要知道，武汉户籍人口908.35万人，流动人口510.30万人。即使方方粉丝全部是武汉人，也不能证明方方能够代表武汉人民发声。而且事实上，方方的粉丝中武汉市民的比例似乎并不高，笔者查看了方方3月份粉丝互动榜前二十名，只有一个人的介绍显示在武汉。而且由于方方的日记中包含一些有待证实的信息，这更加弱化了方方和粉丝们声音的代表性。
不仅如此，网民中也存在分化，即存在精英网民和普通网民。很多普通网民，仅仅是消费者，并没有在公共舆论中发声的能力，比如新近才成为网民的农村和城市中部分中老年人。在不同时空条件下的网络社会，这种分化可能会更加细化。
在分化的网络社会，精英群体往往因为更有钱、更有闲，而且掌握的文化资本更多，因此在网络社会更加活跃且更加具有话语权，声音更大，听众更多。和精英网民相比，普通网民所掌握的话语权相对有限。就拿方方和一线的医护人员、社区工作人员、病人、一般的社区居民相比，甚至和大部分政府公共部门的基层工作人员相比，在疫情期间，前者掌握的话语权都要多的多。
其原因在于，第一，在疫情开展过程中，一线工作人员和病人们，甚至包括大部分官员都忙于防疫，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在网络上发声。第二，他们中大部分人没有方方那样庞大的社会关系网络、文字表达能力也没有那么强，和方方并不是同一个层次的精英网民，只是普通网民，有的甚至连网民都不是。
客观而言，面对一个陌生的病毒，在疫情防控过程中，防疫工作者面对着巨大的困难，也可能会犯下了一些错误。我们要仔细、认真地找出这些错误发生的原因，以避免我们重蹈覆辙。在疫情爆发的过程中，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应该追究谁的责任，是不是如方方所说的是人祸，应该听取人民群众中各方的声音，包括病人和一般的社区居民，医护人员和基层一线工作人员，疫情防控专家和在一线“严防死守”的党员干部等群体的声音，当然也要听方方和方方粉丝们的声音。
不是说，“健康的社会不能只有一种声音”嘛。
相比于方方和方方的一些粉丝，前面几个群体中很多人都在抗疫一线，对一线抗疫的感受可能比方方及不在场的粉丝们更加深刻，对于疫情防控的复杂性也有更多、更好地理解。俗话说，梨子是什么味道，需要问问吃过的人。
因此，在总结对方方日记的不同看法的经验和教训的过程中，在试图对疫情防控的问题作出判断并进行问责时，不仅要听方方和方方粉丝们的声音，更应该尽可能充分地听取那些逆行者的声音。这样做，是为了不放过坏人的责任，也是为了不辜负敢于担当的人。归根结底，是为了保证经验和教训都能够被充分汲取。
问题是在我们还没有充分听取各方声音之前，方方的粉丝就认为方方“说出了大多数市民心中所想的，口中所欲说的”。令人困惑的是，这一判断的依据是什么，他们难道问过了大多数武汉市民，这一点显然很难做到，即使在武汉关系甚广的方方也很难做到。
为了解答这个困惑，笔者翻看了方方本月互动榜第一名的粉丝的微博，似乎发现了他们做出判断的依据。在一篇推文中，这名粉丝根据一位武汉记者的《我最难忘的一天》中所反映的情况，就得出这样的判断：“现在还这么做，说明方方老师的‘日记’全是真的”。结果不久之后，官方就发消息称，这篇日记的记录并不属实。
还有一位粉丝关于方方日记留下了这样的评论：“我们挺方方，……只是因为她的声音代表良知和真话，代表了一个健康社会所需的人文和关爱，代表了芸芸大众的心声，代表了近日中国之希望”。看来，方方的粉丝们似乎并不理解“代表”是什么意思。事实上，方方连武汉人民都代表不了，更代表不了芸芸大众。
健康的社会，还需要有“不被代表”的权利。
所以，在大家的声音都还没有充分表达时，任何人都不必抢先对一些问题下定论。方方一直在强调疫情的发生是“人祸”。在1月29日、2月5日的日记中，方方就提到“此前，我一直跟朋友们说，走到今天，可以清晰地看到人祸的比重”；“不是只有死者和病人承受了灾难，我们所有的普通人，都在为这场人祸付出代价”。而且方方认为导致人祸的是一些官员们“缺乏常识”，他们应该“引咎辞职”，“政府还要尽快向人民谢罪”。从这一点看，方方似乎在抢占话语权，并且想在人民民主政治充分运转之前就行使其话语权，利用网络舆论倒逼公共决策。
事实上，一项与人民利益高度相关的公共事务以及与之相关的公共舆论和公共决策，其参与主体应该是人民群众，而不应该靠煽动情绪。靠少数“精英网民”，带领着一帮不明身份的人，盲目发泄情绪。这会将我国的民主政治带上歧途。
除此之外，面对“精英网民”，我们还要警惕的问题是，“屁股决定脑袋”。精英阶层有其想要维护的利益，其话语权也服务于其自身及其所在阶层的利益。他们当中有些人甚至会为了维护其自身利益，不惜利用弱势群体的话语来包装自己。
方方曾在谈文学时说道，“文学与弱者息息相通”。而她也曾写过一本以地主为主角，讲述地主苦难，叫《软埋》的文学书籍。
或许有人会说，现下精英网民大多为知识分子，一些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以为人民服务为志业，由他们“启蒙”粉丝，带领粉丝们掀起网络舆论风暴，有利于公共事务的讨论，有利于人民利益的实现。不否认这部分群体的存在，然而在现实中很多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脱离人民群众久已，他们并不知道人民真正需要什么，不能识别什么才是人民真正的心声。一些人更加倾向于根据一些碎片化的信息，根据自己对复杂社会的一点体悟和“道听途说”对很多问题下判断，将自己称之为“启蒙者”，表面上说是在为人民发声，实则是在代替人民发自己之声。在公共讨论中，一些人喜欢站在道德高地上，如毛主席所说，对别人实行马克思主义，对自己则实行自由主义。
知识分子的公共性来源于，一方面，要努力做到真正“从人民群众中来，到人民群众中去”，向人民群众学习，而不是做高高在上“启蒙者”；另一方面，在严于律人之前要先严于律己。
三、媒体市场化：流量竞争裹挟下的“精英网民”
在网络社会讨论人民群众主导下的公共舆论和公共决策问题时，除了要注重人民群众中网民和非网民，精英网民和普通网民的区别，还要重视网络社会中媒体企业和资本所扮演的角色。在媒体市场化和资本化，网络媒体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流量竞争白热化，媒体企业和资本倾向于用利益俘获“精英网民”，使其成为自身收割流量，从普通网民甚至非网民身上获取利润的工具。
改革开放以后，媒体市场化改革开启，广播电视从完全的事业性质开始向产业经营转变。1992年，广播电视被明确定义为“第三产业”，其主要收入来源从财政收入转变为广告收入。1993年，我国电视广播的广告收入第一次超过了财政拨款。1996年，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挂牌上市。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为了应对国外大型传媒集团的竞争压力，国内媒体开始集团化和资本化运作。2001年底成立了中国广播影视集团，2002年4月9日中国出版集团成立。2002年，拥有传媒集团70家，其中报业集团38家，期刊集团15家，广电电影集团17家。
随着媒体市场化和资本化程度不断深入，媒体对于广告收入的依赖越强，吸引人们尤其是消费者的关注从而获得流量对于媒体企业而言变得越来越重要，流量竞争也愈发激烈。而互联网的不断发展，则使流量竞争变得白热化。1994年-2000年，中国开始掀起了第一次互联网高潮，四大门户网站相继成立。2001年-2008年，2009年-2014年，相继掀起第二次、第三次互联网大浪潮。互联网的发展，传统媒体的主导地位逐渐被网络媒体取代，网络舆论成为了公共舆论的中心。
随着网络媒体和网络舆论日益发达，流量竞争也进入到白热化状态，主要是因为第一，在信息化、网络化的时代，与传统媒体相比，网络媒体的信息生产方式发生转变。信息生产周期短，成本低，信息的快速生产带来信息爆炸，人们有限的注意力在得到充分开发的同时也变得极为稀缺，这使得围绕注意力（即流量）的竞争也变得越来越激烈。
第二，在分工日益复杂的现代社会，信息不对称性越来越强，对于信息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对处于整个复杂分工体系中的个体来说，其对信息的依赖程度提高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方面，随着分工不断精细化，消费品种类日益增多，专业知识日益丰富，再加上经济发展速度较快，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在快速发生变化，信息不对称的程度越来越高，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难度不断提升。另一方面，被深入卷入到现代社会的个体，为了消费、生产和社会交往等，人们不得不去认识和理解这个日益复杂的社会，而为了提高消费、生产和社会交往的效率，个体依靠一些平台来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在这样的背景下，生产、整理信息的网络媒体所提供的信息价值在不断上升。另外，信息垄断挤压物质生产环节的剩余价值，提高信息消费者（包括企业生产者、产品销售者和非信息商品消费者等）的信息获取成本，也是信息价值上升的另一个原因。信息价值上升，具体表现为网络媒体企业的利润相对较高，“精英网民”比如大V、自媒体人和UP主等收益较高。
第三，受经济形势影响，供资本和网络媒体分享的利润变得有限。在贸易战和产业升级背景下，整个社会经济运行难免受到贸易战的负面影响，不仅如此我国还要用大量利润用于技术和基站等软硬件基础建设投资，倒逼产业升级的过程中一些制造业企业利润也不得不面临阶段性下降，这意味着供网络媒体企业竞争的利润也变得愈发有限。因为网络媒体等行业通过播放广告等方式，虽然能够起到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场运行效率的作用，从而提高制造业企业产品的产出效率，但是毕竟这些产业不直接从事物质生产，其利润主要来源于这些制造业企业和相关销售企业的广告支出。
客观而言，媒体市场化、资本化之后，媒体产业尤其是网络媒体确实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只是这一发展带来的问题也不少。在媒体市场化、资本化的背景下，在进行信息传播时，从业者要在广告收入与公共利益之间做权衡，有时候会为了获得流量和广告收入，置公共利益不顾。“一些媒体为了满足受众的好奇心，能抢先一步抓住受众眼球，扩大市场份额，过度热衷于寻求刺激性、耸动性的新闻题材”（吴林洁，王明颖《媒体市场化改革下的揭露性报道》），导致公共舆论场不断出现混乱局面，成为公共舆论治理的一大难题。
在流量竞争愈发激烈的形势下，为了获得更多利润，一些企业和媒体从业者为了获得垄断利润，就要更加积极地参与流量竞争以抢占市场。为此，他们甚至不惜用“重金”动员“精英网民”进行“无底线”的流量竞争，为了利润更加无底线地枉顾公共利益。一些精英网民被利润吸引，甚至主动参与到无底线的流量竞争和利润收割中。靠贩卖焦虑获利的咪蒙就是典型例子。在文学作品中，方方一贯喜欢用伤痕雕刻人心。在日记中，方方不断呈现令人极度绝望和悲伤的煽情内容，抓人眼球。
四、外国资本进入媒体市场后存在精英网民被俘获的隐患
外国资本进入到中国媒体市场，意味着除了有被本国资本俘获的可能，精英网民还有可能被外国资本俘获的可能。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外国资本以及香港地区的资本开始进入国内市场，大量的合资企业开始出现，比如世界印刷工业巨子美国当纳利公司与上海新闻出版局所属企业联合投资2950万美元建立的合资企业－－上海当纳利印刷有限公司。
此后，在遵循编辑独立的前提下，外资获准在内地发行出版物、参与纸质媒体广告经营。不过，外资的进入始终是受到限制的。我国出于主权或意识形态管制的考虑，禁止或限制境外投资者投资很多领域，其中就包括和大众传媒相关的行业。在2002年2月及4月公布的《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国家在“限制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中，列入了“图书、报纸、期刊的批发、零售业务”，“音像制品（除电影外）的分销”等内容。这一政策延续至今，参见《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9年版）》。但是在实践中，依托于VIE（协议控制）模式，外国资本得以采用非控股方式也就是协议控制方式，避开中国法律和产业政策限制，控制和大众媒体相关的行业。
VIE模式为外国资本介入我国媒体市场提供了便利，大量外国资本进入到我国媒体市场，并从中获利。不仅如此，这一模式也为国外势力对我国发起舆论战提供了便利。事实上发动舆论战，对于外国资本好处多多：一方面，可以通过掀起一波波舆论高潮，使其投资的媒体企业获得更多利润，另一方面，可以搞乱中国的经济和政治秩序，从而获得间接利益。这使得我国公共舆论治理将会变得更为复杂且充满挑战。
不仅如此，外国资本进入媒体市场之后，媒体从业者在进行流量竞争时，更加不计后果，也更加难以管控，增加了流量竞争恶性化的可能性。我们知道在企业上市之后，股票价格上涨成为股东们的刚性要求，使企业不得不在长远投资、长期发展与眼前利益之间做选择。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股东具有流动性，汲取完一个领域的利润，随即可以进入到另一个领域。在媒体资本化的情况下，股东们并不那么在乎他们所投资的媒体消费网民的行为，会给媒体长远发展带来什么样的负面影响；而外国资本家或者外国股东，对经营行为在中国产生的不良后果也更加能够置身事外，这增加了国家对媒体从业者不良经营行为管控的难度。这些都可能导致流量竞争激烈程度加剧，进一步恶性化。
在这一背景下，外国资本俘获精英网民的动力和空间较大。麻烦的问题是，由于在媒体市场，资本关系十分复杂，不同资本具体如何影响媒体企业的经营行为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很难找到证据证明一些精英网民是否被外国资本俘获。但是在当前的紧张局势下，在美国试图诬陷中国的情况下，我们要对这一问题提高警惕。这一点不只是针对方方而言的，而是针对所有精英网民甚至是普通网民而言的。
五、警惕“人民民主”异化为“少数人口中的民主”
在快速变革的时代中，我们会不断遇到新的问题，人民民主制度的运行也要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调整和完善。在人民民主制度运行出现问题时，网络舆论作为一种救济手段，对于完善人民民主制度起到了积极作用。一方面，当人民在参与民主决策受阻时，网络媒体为民众提供了更多的表达路径，使得民众可以依靠公共舆论倒逼公共部门回应民众的合理诉求。另一方面，在实现公共利益的过程中，公共部门也会遇到钉子户和蛮不讲理的人，在既有的治理手段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时，公共部门可以利用网络所形成的社会舆论对这些个体进行制约。
面对这一状况，我们首先要进一步完善人民民主制度和公共治理体系，实现网络舆论与前者的有效结合。但这并不意味着网络舆论可以完全主导公共舆论，更不允许网络民主实践主导人民民主制度的运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追求利润的资本和追求流量的媒体企业影响下，如果网民替代非网民，少数精英网民替代大多数普通网民成为公共舆论的主导者，服务于最大多数人民群众公共利益的人民民主政治可能会异化为仅仅服务于网民和精英网民，甚至成为服务于资本和少数人利益的集团政治，成为少数强者主导的政治。
在现有的网络秩序中，资本和精英网民等倾向于利用弱者的话语，站上道德高地，并绑架国家和政府，使得公共决策和公共政策的制定服务于自身利益的实现，这其中就包括外国资本的利益。在这个过程中，大多数非网民和普通网民常常被资本、一些媒体和精英网民们消费，他们的声音也常常会被资本和精英网民所掀起的舆论风暴所掩盖，他们作为一种符号最终沦为了资本和精英网民们谋利的话语工具。
因此，作为普通网民和非网民，我们要对网络上掀起的一场场试图主导公共舆论和倒逼公共决策的网络舆论保持警惕，比如对方方日记的不同看法。否则，我们的盲目参与可能只是为他人做了嫁衣，可能会使得我们大多数人尤其是真正的弱者可以依靠的，服务于大多数人民利益的人民民主制度丧失了有效运行的可能性。鉴于精英们具有更多的选择，拥有更强的规避风险的能力，他们主导的舆论风暴及其所带来的不好后果最终主要将由普通网民和没有参与过网络讨论的非网民来承担。
声音大的不一定就必然有理。让大多数都说话，这才“人民的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