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是指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的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在湘江战役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党内"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而召开的。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实际以毛主席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完全可以说是毛主席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当然毛主席也救了周恩来，以及所有党的干部和红军指战员。要认识遵义会议，不能只看这一次在遵义开的会，之前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都是十分重要的，一个都不能少的。这一系列会议的首次会议在通道举行，开会的始作俑者正是毛主席，通道会议前毛主席为限于困境不知如何是好的周恩来出了一条妙计——开会。正是通道会议，开启了毛主席卓有成效的道器变通之变，从而才会有中国革命在遵义会议上的转折。
要谈通道会议，不得不先说说湘江战役。
提起湘江战役，就是两个字：惨烈！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在湘江上游广西境内的兴安县、全州县、灌阳县，与国民党军苦战五昼夜，最终从全州、兴安之间强渡湘江，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史称湘江战役。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自突围开始长征以来最壮烈、最关键的一仗，我军与优势之敌苦战，终于撕开了敌重兵设防的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红军虽然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5军团和在长征前夕成立的少共国际师损失过半，8军团损失更为惨重，34师被敌人重重包围，全体指战员浴血奋战，直到弹尽粮绝，绝大部分同志壮烈牺牲。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军委两纵队，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
12月11日，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这时红军往何处去？是一个极其现实的问题。
刘伯承元帅在他的著名文章《回顾长征》这么说：
【开始长征，由于“左”倾路线在军事行动中的逃跑主义错误，继续使红军受到重大损失。当时中央红军第五军团，自离开中央根据地起，长期成为掩护全军的后卫，保护着骡马、辎重，沿粤桂湘边境向西转移。全军八万多人马在山中羊肠小道行进，拥挤不堪，常常是一夜只翻一个山坳，非常疲劳。而敌人走的是大道，速度很快，我们怎么也摆脱不掉追敌。
我军经过苦战，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急调四十万大军，分成三路，前堵后追，企图消灭我军于湘江之侧。
面临故人重兵，“左”倾路线的领导更是一筹莫展，只是命令部队硬攻硬打，企图夺路突围，把希望寄托在与二、六军团会合上。在广西全县以南湘江东岸激战达一星期，竟使用大军作甬道式的两侧掩护，虽然突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接过湘江，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员折损过半。
当时领导红军的最高领导机构是“三人团”：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中共中央总书记博古（秦邦宪）和周恩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革军委副主席）。这个时候，“三人团”恰恰部署了刘帅说的那个笨办法，并且已经下了命令。
正是在这个时候，毛主席经过和四位老人（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董必武）交流后，在得到党内老同志支持情况下，又及时和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张闻天和王稼祥商议后，找到了三人团里的周恩来，为周恩来排忧解难。
这时周恩来也收到了蒋介石布下重兵等着红军往里钻的情报，可他又说服不了固执己见的李德博古。
可以想象，周恩来那个时候的处境多麻烦。他如果没有觉悟，那还是随三人团一起决策，也就没有什么心理压力。可他和广大红军指战员一样，觉得继续按照过去的路线走，必定是死路一条。
正是在这个时候，他遇到毛主席，主席向他提出了一条妙计。
周恩来急迫想得到毛主席的建议
毛主席告诉周恩来，这个时候唯一出路是西进贵州，周恩来对此表示同意，只是他感到为难的是难以违反共产国际的指令。
我们来看毛主席妙计的出台：
毛主席相信博古同志会同意召开会议的。周恩来当即觉得毛主席的这个办法好。后来，通道会议就这么召开了。
毛主席挽救红军的道器变通之变，由此拉开了序幕。
正如刘伯承元帅指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