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麻省教授：毛时代农业政策并不过时

我想先从李昌平和蒋高明对中国三农问题的分析开始这场讲座，之所以选取这两位是因为他们都揭露了现代中国农业商业化、资本化的问题，并且从中国自身的历史（毛时代的遗产）中寻找出路。

2011年，李昌平给“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写了一封公开信，请求他“把种子主权还给农民”。这封公开信在多家报纸发表，并广泛转载于各类网站。李昌平公开谴责“育种科学家和种子产业资本家”，认为他们“为了获得种子垄断收益，不遗余力地消灭农民的常规种子。”在信中，他讲述了自己在种子公司买不到“一粒常规种子”的经历，指出所有市场上流通的都是“断子绝孙”的种子。他列举了一系列对于食品安全、环境保护、农民生计以及对原住知识的尊重等问题的忧虑，这些忧虑，对于全球关注食品政治以及农业生产的人士（尤其是那些积极参与食物主权运动的人）来说都不陌生。在信的结尾，李昌平呼吁袁隆平作为一名“严肃的科学家，”能不同于政府官员以及其他科研工作者，“从商业战车上走下来。”[1]

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

蒋高明是中国科学院植物所研究员，他有个名叫“明辨是非”的博客，在多家活动人士网站上都能找到他的文章，在国家管控的媒体平台上，偶尔也能找到他的文章。在过去十年中，他对沙漠化、单一栽培农业以及转基因作物各类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政治观点。和李昌平一样，他也谴责那些从农业技术发展中获益的科学家。[2]同样，蒋高明一直活跃在政府号称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运动，以及左派学者口中的“新乡村建设运动”之中。蒋高明于2006年在他的家乡山东省平邑县蒋家庄创办了宏毅生态农场，与李昌平一样，蒋高明从毛时代获得了解决当下中国面临的三农问题的启发。[3]

中科院博导蒋高明在推广生态种植，减少化肥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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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完这两位活动家的简单情况之后，我想先勾勒一下这次讲座的思路。本次讲座的重点是回顾当代中国食品政治复杂的发展脉络，那么何为食物政治呢？它包含四个方面：食品政治将（1）公众对于健康食品的追求，（2）农民为寻找可靠的农业投入并适应新的市场情况而付出的努力，（3）国家对中国农产品在海外销量和海外农业输入与农产品进口对中国农业造成的影响的担忧，（4）以及学术界和活动人士对传统或原住农业知识形态的保护等四个方面联系在一起。

上述这些构成当代中国食品政治如隔层般的几大因素，已经是不同往昔。这些要素来源于中国在全球资本经济中不断变化的地位，来源于中国中产阶级或消费阶级的崛起，同样重要的，还有当下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组织以及活动团体网络的跨国潮流。然而，在这复杂的国家和跨国层面的因素之下，毛时代的历史，就如同一个几十年前人们为了追求一套不同的意识形态、政治实践和技术沉积下来的土壤层。像李昌平一样，有一些人开始翻土让毛时代的土壤层重见天日，但是更多人则没有意识到自己从毛时代得到的启发，亦或是不愿公开承认自己受到毛时代的启发。

在这篇文章里，我试图从毛时代的历史里，追溯当代中国食品政治的根源。此项研究的挑战在于，既要从跨国的角度又要从历时性的角度做出解读。也就是说，首先，我们要意识到中国早在毛时代就是世界的一部分；其次，毛时代的政治在今天仍然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尽管是以高度的调节并经常转变为面目全非的方式；最后，一些在当代中国极具影响力的跨国潮流，都源自于受毛泽东主义影响的早期全球政治文化。

史学界中的跨国主义理论转向，改变了我们理解毛时代中国，包括毛时代中国科学的方式。我们不再只是批判中国式独立形象国家这个概念；相反，我们开始更多地了解人们跨国界交换思想、物资以及实践的真实景象。

我们不仅开始更好地解释空间维度中发生的变化，也更好地解释了时间维度里的流动。几十年前研究中国的学者，努力打破1949年分界线，这一分界线让我们看不到民国时期和毛时代的延续性；近年来还有一些学者，力荐我们讨论1978年分界线，从而理解毛时代和改革开放后时期的关系。

中国作为一个跨国主体，在过去的60年中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一方面，对于全球人民来说，毛时代的中国和当下的中国，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另一方面，毛时代社会主义下的中国科学给世界带来的影响，和如今越来越全球化的当代中国科学不可同日而语，尽管如此，他们仍是同一个故事的不同部分，需要在同一个历史分析中被解读。

我在《红色革命与绿色革命》一书的结语里提出一些问题，而本文正来源于这些问题。在书中，我讨论了毛时代中国绿色革命（农业革命）和红色革命（共产主义革命）的结合中，技术统治和左派政治的交集，结语简略地提到了这个交集留给现在的历史遗产。在本文中，我做了相反的尝试，我将从三个角度来讨论当代中国食品政治复杂的网络，并从每一个角度挖掘出造就当下食品政治的历史层次。文章共分为三个部分讨论转变与延续，分别为：从自力更生到食物主权；从群众科学实验到参与式行动研究；从土办法到原住知识。

舒喜乐著作《红色革命绿色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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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给袁隆平的那封信，李昌平还写过其他许多有关食品与农业政治的文章，尽管他不是唯一一个公开谈论这个话题的人，但他的文章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后来强调由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主导的“农产品的武器化，”并强烈建议“我国都必须力求自力更生，保障食物主权的安全性，同时要高度警惕发达国家持续对我国实施‘农产品武器化’战争，入侵我国的食物主权。”[4]在另一篇获得知名植物学家蒋高明认可的文章中，李昌平特别针对生物科技，在这个现象中起到的作用进行了讨论：

“农产品安全最大的隐患是种子的自我殖民化——即种子美国化、杂交化、转基因化。袁隆平的杂交稻从推广到普及只用了10年时间；种子转基因化，转基因种子美国化的速度非常快(玉米、土豆、蔬菜、水稻、棉花等)，毫无阻挡，长驱直入。地方政府不管，官员、科研部门和商业经营者唯利是图，引狼入室；农民也不知道种子是否是杂交的、还是转基因的，为蝇头小利就被迫放弃了自己的种子主权和食物主权；消费者更不知道吃的是不是转基因食品；这样下去，种子美国化、杂交化、转基因化，估计也只需要十年左右。

1840年，鸦片进入中国，还有官员抵抗，而转基因进军中国我们还欢欣鼓舞，列队欢迎。美国杂交种子和转基因种子入侵比鸦片的危害大100倍都不止，但几乎无一官员抵抗。”[5]

正如这篇文章所指出的，尤其在中国，人们经常会把国家和公众在食品政治领域的利益混为一谈。对我来说，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李昌平谈到的食品安全、粮食安全、食物主权这三个术语之间的复杂关系。

关注“食品安全”（food safety）的主要是消费者，但是一旦消费者失去了对食物来源的信心，国家就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牵连。在美国，食品安全运动起源于20世纪初，对于Upton Sinclair撰写的小说《丛林（The Jungle）》的响应，该小说记录了不正规的肉类加工厂的劳工与卫生情况。20世纪50年代，食品安全这个概念才在消费者群体中得到广泛传播。公众对小说的反响让Upton Sinclair大失所望，他的小说原本旨在为移民劳工伸张正义，但却引起了消费者对于他们购买的食品质量的忧虑。如今，活动人士仍尝试挖掘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的担忧，并持续扩大食品和农业产业中食品安全的范畴，将对员工的正义纳入考量。

“粮食安全”（food security）主要是国家的考量：它意味着国家是否有可靠的粮食供应，且足够来养活国民。在全球粮食供应中，粮食安全长期以来被包装成为人道主义问题，但是与粮食救援和农业发展援助一样，国家利益一直是粮食安全的考量重点。尽管粮食安全问题本质上起源于冷战时期，但是直到1973年，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开始提倡“Boerma plan”（波尔马计划），呼吁发展中国家储存粮食供给，以维持“全球粮食安全的最低水平”，粮食安全这个概念才开始广泛传播。

“食物主权”（food sovereignty）相对来说是一个较新的术语，它起源于1993年成立的一个联合组织“农民之路”（La Via Campesina、The Peasants’ Way），该组织现在拥有81个国家的成员组织。根据该组织的网站信息，他们最初在1996年的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中提出食物主权的概念，该组织将食物主权定义为：“人们获得以可持续方式生产的健康的且符合当地文化需求的粮食的权利，以及人们定义自己的粮食和农业系统的权利。”[6]粮食安全暗示着现存国家权力关系体系下，各国为了确保稳定性作出的努力，而食物主权则有意识地唤起反殖民主义运动。尽管食物主权采纳了当下进步的带有地方主义者色彩的语言，但食物主权运动与其他形式的反殖民主义运动一样，都愿意在发展中国家寻求保护国家经济和政治权力不受全球势力侵害的过程中，强化国家权力机关的主体性。

农民之路网站截图

上述三个术语在中国都属于改革开放后时期的现象，他们是消费主义、冷战后地缘政治，以及反全球化运动的综合产物。但是我们也在这些术语中看到了毛时代的影子，在毛时期的话语体系中，食品安全是最少被提及的，但这并不代表这生活在毛时期的人完全不关注食品的卫生健康。当地方干部试图用新的、高产的品种来代替传统的粮食品种时，人们会刻意给干部们制造麻烦，因为这些品种不符合当地农民对于味道和营养的文化性需求。毋庸置疑的是，现实中，这种“消费者”的顾虑，远远多于档案文件以及宣传文件中的记载。但是在粮食数量还不能保证的情况下，食品的质量（包括食品安全）就显得不那么重要。此外，消费者有权自主决定他们的食品是否安全（甚至因为不同个体对待特定食物的过敏性不同，所以要根据生理需求做出选择）的观念，本身就与毛时期的政治意识形态不相容。因此，在毛时期的材料中，“安全”与“食品”两个词同时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用来指安全地储存粮食，以避免遭到动物或其他方式的破坏。

然而，当涉及到“粮食安全”以及“食物主权”时，毛时期的历史对我们理解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尤为重要。我们尤其需要的，是一个跨国视野下的自力更生的历史，中国是有关自力更生的全球话语和政策现象中，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自力更生这个概念的历史非常复杂，它跨越了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不论是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日本斋藤政府、印度独立运动，还是金日成领导下的朝鲜，都无一例外。许多世界各地的团体，从西非的社会主义国家到美国的黑豹党，也都曾受到毛有关自力更生理论的影响。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自力更生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最关键的是食品（尤其是粮食）的自给自足。此外，自力更生的目标，通常与科学和技术联系在一起，自力更生同时也被刻画成科学和技术进步的途径与成果。

自力更生与自给自足政策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解读。对于美国上世纪中叶绿色革命的支持者来说，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实现粮食的自给自足，是防止他们进行政治革命或是依赖国际社会主义团结的一种手段。对于中国政府以及中国在第三世界的一些社会主义兄弟来说，主张地方的自给自足，通常是为了不让当地社群过度期待中央政府的物质支持。对于中国地方政府来说，自力更生的话语，甚至可以被用来抵制那些中央推行的他们认为并不因地制宜的技术。然而从更广泛的角度看，地缘政治和毛的自给自足理论产生的共鸣，在于它的反殖民主义色彩。最好的例证就是，绕开种族隔离的南非而连接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的坦赞铁路，它是中国最具进取心的技术转移项目。这个项目发起于1967年，在1970年正式开工，并于1975年完成。它不仅出口了中国的科学技术，更将中国自力更生的哲学传播了出去。相类似的，中国在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冈比亚的农业援助，也强调了这一主题。

随着全球化运动的新自由主义模式日趋强盛，国家出台政策支持粮食自给自足，已经不再像冷战时期一样，被视为支持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2009年，在《经济学人》的一篇社论中可以清楚看出，让当今的新自由主义恐慌的，是“国家政策的目标从‘粮食安全’到‘粮食自给自足’的转变。前者代表着保证每个人能获得足够的粮食，而后者则要求所有粮食都由本国种植。这一粮食自给自足的转向和人们对于国际贸易持续增长的怀疑相一致，他们要求更多的价格控制和更广泛的政府参与。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甚至指出，这个转向相当于农业‘范式的改变’。”[7]这代表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转变，在冷战时期，美国通过支持穷国自给自足，来巩固美国地缘政治的利益；而在新自由主义时期，美国通过阻止穷国自给自足以及扫清一切阻挡全球化市场全面一体化的障碍，来巩固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因此，当下的地缘政治情形造就了这样一个大环境，在这个大环境下，自给自足不可避免地继承了毛时代的政治遗产，即便毛的自力更生政策早就不再被全球（包括在中国政治圈内的活动人士）所参考。

我希望强调的是，从中国左派学者对于食物主权运动的接纳程度来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成型于早期运动的跨国活动分子网络的影响，而毛泽东主义在这一时期的运动中起到相当关键的作用。讽刺的是，尽管中国的农民革命深刻地启发了全世界范围内对于农民组织方式的见解，中国对于自力更生的强调更是影响了全世界范围内的反殖民主义运动，但是“农民之路”在中国至今没有任何成员。这就是很可惜的，我觉得人民食物主权这个平台有很多能提供的贡献，如果能参加“农民之路”最好。

尽管下一个章节讨论的主题多半限于学术界，但毛时期对于学术界参与式行动研究的影响，相对而言更为直观鲜明。

毛时期科学研究一个标志性的特征，是坚持动员群众。今天，中国的社会科学家们急切地采纳参与式行动研究的理论和语言体系，这一跨国视野下的学术领域，本身起源于60年代到70年代的全球激进主义，毛的政治哲学和认识论对当年的全球激进主义起到过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相比中国学界有关食物主权的文献，中国学界在有关参与式行动研究的文献中，更少提及毛泽东主义以及中国的地位和作用。

对于这一现象，我发现最好的例子是，一群由农学家和社会学家组成的跨国团体，采用参与式行动研究方法，在广西种植玉米的乡村开展了一项富有启发性的参与式植物育种项目。研究者除了来自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以及加拿大政府支持的国际发展研究中心外，还有一些人来自总部位于广西的机构。他们尝试建立一种团结农民，推广技术员、农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新的农业研究和推广系统，并希望达到保护环境，创造更好的农业品种以及提高乡村居民的生活水平的目标。确实，他们所尝试的事情在某些层面上来说是非常新颖的。但是，从另一些较为隐蔽的层面来看，这个尝试和毛时期的先例（尤其是毛时期对于群众运动的反精英主义的强调）有着共通之处。更具体地来说，毛时期的农村群众新科学实验运动就曾试图团结老农民、干部以及有着技术知识的年轻人，建立生产合作关系。

参与式植物育种项目中，来自广西玉米研究所的陈天渊和黄开健，在200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读起来就像是将毛泽东主义的论调翻译成改革开放后时期、跨国语境下的环保主义社会科学的语言一样。他们批评自上而下的农业研究和推广体系，认为“农民仅仅被看成研究的接受者而非参与者。”同时， “实验站为主体的研究方式不能有效满足农民的现实需要。”他们进一步解释道，“高高在上的研究机构开展了大量的研究，但大多数结果（包括实验站结果），难以在实践中运用，或者无法为农业生产服务。”陈和黄进一步指出， “科学研究与农民的实际情况和需求脱节，”认为“常规研究多侧重研究问题本身，而不是解决问题，往往是问题越研究越深入，解决问题变成了其他人，往往是农民自己的事情。”陈和黄称，与常规的系统相反，参与式的方式“不仅创造了使农民能主动积极参与的条件，同时使科研部门加强了与生产的结合。”参与式植物育种的方法，据说是“与农民的需求密切相关，”促进了“研究人员与农民合作，”同时“多数实验在农民的田地里进行。”作者强调，他们“采用全新的农业研究方法——参与式方法，关键是如何发动农民，如何能使农民主动积极的参与。为此要求外来人转变观念，用平等的态度虚心向农民学习，重视乡土知识，重视乡土人才和农民专家。”[8]

陈天渊、黄开健文章截图

图片来源：维普期刊网

毛时期的回响，充斥着整篇文章。尽管在某些地方，他们被翻译成新的术语，比如“参与式”代替了“群众性”，“自上而下”代替了“技术挂帅”，“环境”代替了“情况”（即“研究更符合当地情况”）。而毛泽东主义科学的一些基本优先级，尤其对土知识和对农民专家的重视，对研究者谦虚向农民学习的号召，以及对于科学投入实际使用和服务生产的需要，几乎纹丝未改。

农业宣传画：掌握文化科学更好的为生产服务

图片来源：中国农业博物馆

参与式植物育种项目的研究者的语言，几乎和毛泽东主义的语言一模一样，他们强调，我们需要“挑战绝大多数的传统植物科学假设。比如，认为农民没有育种专家那样知识丰富。”当然，两者参考的权威不同：毛时期的权威是毛本人，而参与式植物育种项目参考的权威则是今天的西方社会科学。

除了中国历史上这些相似之处以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但却很少被人意识到，那就是启发中国左派学者的特定的社会科学分支，本身就来源于西方知识分子受毛泽东主义深刻影响的年代。

如此吸引中国左派学者（尤其是从事乡村发展研究的学者）的“参与式”模式，更准确地说，应被看成“参与式行动研究”。这场学术运动的领军人物，是巴西著名的教育哲学家Paolo Freire以及哥伦比亚的研究学者Orlando Fals Borda。

Paolo Freire的解放教育学和毛泽东主义的哲学思想有着明显的共鸣，在Freire极有影响力的作品《受压迫者的教育学》中，他多次引用了毛的语录来支撑自己有关群众路线的论述。毛对于Fals Borda的影响更为直接，在Fals Borda的作品中，他直接引用了许多诸如“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知行统一”等毛的经典语录。[9]

尽管冷战时期存在意识形态的隔离，但是我们的思想仍然存在广泛的流通。上世纪70年代参与式发展和适当科技的西方倡导者，借鉴了毛的思想，他们声称，“唯一合理的发展是人民群众和他们智能的发展，是来自于群众，又服务于群众的发展。”而2010年代在中国的食物主权倡导者，宣称“以在地升级、保留他们主体性的方式运用科学，才是适当的科学和技术。”

我并不是说，在参与式行动研究的发展历程中，毛泽东主义是最为重要的灵感来源（启发），我也不认为我们可以将中国当下对于参与式行动研究的兴趣，简单地归结为对毛泽东主义的回归。我想说明的是，这场活动-学术运动（activist-academic movement）的历史规模之大，不仅涵盖了近代西方传入中国的运动，更应该意识到它来源于受毛泽东主义影响的激进的60年代和70年代。

当下的中国和过去毛时代的中国的影响，看似并不相关，但这一点值得我们进一步观察。中国参与式行动研究的学者几乎很少把他和毛时期的科学实验运动联系在一起，这个现象可能是因为中国社会科学家不愿意将自己的研究方法和毛时期的激进政治挂钩。也可能是因为他们真的认为两者之间的差异大过两者的共性，参与式植物育种项目的成员曾经明确表示，毛时代的系统是自上而下的，而他们倡导的参与式方法则具有开拓性的意义。他们的观点很容易理解，尽管从修辞和客观的实际操作层面来说，毛时期的科学实验运动是支持适合当地情况的草根科学实验和技术的。但是在毛时期也经常存在把不合适的模式强加与地方的现象，对于环境和人类安全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也需要意识到，参与式行动研究在西方的创始人对毛泽东主义的理解相当粗浅，和真实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相去甚远。

和食物主权运动与参与式行动研究密切相关的是，为保护“原住知识”作出的努力。“indigenous knowledge”一词，在中文里有时候翻译成“传统知识”，有时候翻译成“乡土知识”，少数情况下翻译成“原住知识”，我下面会再详细讨论这个问题。在强调原住知识的同时，学者也在质疑“现代化”和“发展”究竟是否有益于社会，尤其当涉及到环境可持续性的讨论的时候。陈天渊和黄开健在有关参与式植物育种项目的讨论中，赞扬了现代农业技术大大提高了粮食产出。但与此同时，他们表示高产能是以牺牲可持续性以及生物多样性为代价换来的。周立教授在一篇关于食物主权的学术论文中，进一步质疑了发展主义的范式，认为发展主义范式只关心“怎样发展”，而不关心“发展是什么”以及“要不要发展”的问题。[10]

在毛时期，人们从没有考虑过“要不要发展”。当今中国对乡土知识的崇尚，和过去几十年对于“土办法”和“土专家”的重视密不可分。在毛泽东主义意识形态下，土有多重含义，土可以被理解为本国的、中国的、当地的、乡土的、群众的、或是粗糙的。土的对立面是洋，就是外国的、西方的、精英的、职业化的、象牙塔式的。土代表了激进的科学愿景，认为科学是由群众为了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目标而创造的。

乡土知识运动和毛泽东主义土科学的范式一样，都有原始主义的倾向。乡土知识运动的倡导者未必会公开使用原始的这个词，但是他们无论如何都要展现乡土知识和现代科学的不同之处，以显示乡土知识的价值所在。在毛时期的话语体系里，土科学因其因陋就简的特性而受推崇，这一点和当时毛对中国的见解息息相关，毛认为中国一穷二白的处境，对于中国来说不是不利因素，反而是有利条件。这些口号的意识形态重要性，不仅仅体现于它将现实需要说成有利条件，它也无疑让许多人认为毛泽东主义是反现代化的意识形态的原因之一。

尽管毛泽东主义对从落后原始的条件中白手起家进行了美化，毛泽东主义意识形态本质上并不是反现代化的。在毛时期的中国，“传统”无法与高于一切的现代化需要相抗衡，而这一点事实上是毛时期土科学和现在乡土知识运动的本质差异。毛泽东主义激进分子所推崇的原始主义，强调的是没有束缚，可以放手一搏；而参与式植物育种项目和其他乡土知识的支持者，则意识到乡土知识宝贵的文化遗产，认为如果乡土知识保护得当，那么就可以解决现代科学破坏环境的问题。就我们的讨论而言，更为重要的是，毛时期国家创造群众性科学实验运动是为了团结动员农民学习现代的农业技术，而参与式植物育种项目的成员，则强调不由国家组织的社会网络和知识社群的正当性与价值。他们尝试承认并保护农民选择自己的种子，并让种子在非正规市场上流通，最终使这些网络与科学家的正规研究和推广系统形成富有成效的交流。这明显不同于毛时期的科学实验运动，毛时期的科学实验运动表现为官方政治经济之外的文化形式与社会运动，有时是一种占为己有、利用的情况（co-opting relationship），有时则是公开的敌对关系。

我们对1970年代的“适当科技”（appropriate technology，早先称作“中间技术”intermediate technology）跨国运动进行考察，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中国和跨国事业的话语体系之间的相似之处。适当科技的倡导者们对适当科技的定义并不完全同意，但总体而言，他们尝试将地方的传统知识与其他地方（包括通过现代科学）发展起来的实用、经济、可持续的方式相结合，用于服务人们的基本需求。尽管适当科技运动，最初由E. F. Schumacher在印度自力更生的大背景下提出，它却与中国当时土洋结合的尝试相似。因此，适当科技运动的倡导者，热切地想要收集并重新出版中国在这一领域的成就，也就不足为奇了。适当科技运动推崇的某些科技从传统实践获得启发。比如，由李约瑟引入西方的一种中国传统的链泵技术，最初展出于1957年在中国举办的博览会上。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提供给跨国激进学者的，不仅仅是还在使用传统科技的中国农村的案例，更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支持下，通过采纳“因陋就简”、“因地制宜”和“就地取材”的“土办法”而达到自力更生的目标。

因此，谈及乡土知识和适当科技时，中国显得独特，甚至有一点奇怪。中国之所以令人关注，一方面是因为长期以来西方对古代中国智慧存有幻想。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代表着一种进步的社会主义的合理性，它证明了从根本上重新组织社会，从而解决先进的资本主义产生的问题是完全可能。尽管中国许多富有启发性的案例滋养了适当科技和乡土知识运动，但人们却忽略了传统知识形态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在中国常常是相互矛盾的。中国国家和西方激进的观点一致的地方在于，他们都将通过简单、廉价的解决方案以及反资本主义的政治倾向而达到的成就进行了美化。而双方在对传统知识形态和中央政府的态度方面，有着巨大的差别。

当我们从中国寻求灵感时，另一个经常被掩饰的关键性问题是，什么是“中国的原住知识”（indigenous Chinese knowledge）：我们是否可以把所有中国人都算作“本土的”，还是中国内部存在着与汉族不同的“原住民”？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人们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是很不确定的。谁是殖民者，谁又是被殖民者？从中国国家的角度来看，中国从来都没有成为过殖民地，因此中国不存在原住民。一般西方左派人士可能越来越不认同这一观点，但是在70年代，出于对社会主义中国地缘政治处境的同情以及其他的考量，人们更倾向于将所有的中国知识（尤其是农业、中医知识）当做原住知识。这个倾向可能并不是由于对中华帝国及其民众关系的任何明确的政治立场而产生的。相反，这种倾向某种程度上归功于东方主义对于中国古代的假设，也归功于现代西方科学技术带给传统中国知识形态威胁的合理认知，这种威胁在某些方面与现代西方科学对于原住民的知识形态的威胁十分相似。

中国有关食物主权的作品，经常使用“传统”一词，但也会使用包括“乡土”、“本土”、“土著”等词，这些词在表达出当地的、本国的含义的同时，避免直接使用“原住”一词。尽管毛时期发生过许多悲剧，他却为当下寻求尊重“本土方式”（native methods）的人留下了诸多启发，我建议我们只有参考毛时期的情况，才能真正理解这些术语在政治和知识论方面的重要性。

在我结束这次讲座之前，我想要退一步问：当代中国食品政治起源于毛时代的意义是什么？而采用跨国和历史的视角会如何帮助我们了解这段历史？我们看到的是，关于食物和农业的激进思想，在相似的时间点出现在中国和其他国家。但是，由于地缘政治作用的结果，这些观念有着不一样的归属和命运。

食物主权、参与式行动研究和原住知识这些概念，固化在现代主义、非历史性的发展话语体系中，而毛时期群众性科学和土办法等概念，很大程度上消失在人们的脑海中。自力更生至今仍然是食物主权问题的试金石，然而即便是中国相关的作品中，都从未提及毛泽东主义在这个概念的跨国传播过程中的影响和作用。讽刺的是，尽管在70年代外界很难和中国接触，而且当时中国能提供的案例通常是被国家高度调节的，但是中国却带来了跨国语境下反资本主义实践的启示。

相比于70年代，今天的中国人更多地参加到跨国活动中，毛泽东主义的观念仍有回响，但是毛时期的影响作用却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人们单纯地认为，这些运动完全来源于西方的观念，我们可以将此与20世纪中国引进现代国家治理形式的历史做一个比较：中国的治国之道，曾经在欧洲民族国家形成之初，深刻地影响了莱布尼兹和其他早期现代欧洲思想家。而当中国按照西方路线努力实现政治体制现代化时，在很大程度上却忘记了过去自己给西方带来的影响。

从跨国和跨改革开放的视野，书写中国食品政治的历史，必然是为了寻找解释中国在全球政治斗争历史长河中不断变化的角色，以及中国不朽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