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毛主席，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
1840年以后，中国人民受到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为推翻压在身上的这三座大山，中华儿女前仆后继，展开了轰轰烈烈的中国革命。
孙文袁世凯联袂推翻了满清的奴化黑暗统治，算是掀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座大山。帝国主义这座大山，先是由毛蒋所领导的国共两党联手，携同美苏英等帝国，推翻了日本帝国。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毛坚持援朝抗美，打趴了美帝，让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至于推翻蒋家王朝这座官僚主义，那更是毛主席的浓墨重彩的大手笔。
二，没有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教科书般照抄马列，斯大林以及托洛斯基教条闹革命，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王明们都失败了。而毛主席却成功了，毛主席和之前的这些领导人，本质的区别在哪里呢？这些马列教条，是王明们的全部内容，却只是毛主席这本书的封面，这就是本质的区别。
翻开毛主席这本书，会发现，他的精髓和光芒，并非来自于西方人，而是来自于中国的先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些闪闪发光的毛泽东思想，是怎么来的呢？这些观点，可以看做是毛泽东的知行观。
而毛主席的知行观，和王夫之的知行观，几乎同出一辙。王夫之认为：“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这句话翻译成现在人容易理解的通俗的说法，就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真理不能指导实践，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有了这样的知行观，才能根据中国具体现实，来完成中国的民族革命问题。做任何事，如果方向错了，就会越努力越犯错。根据中国是农业国的基本现实，毛主席又提出农民包围城市，群众运动，游击战，等伟大的战略战术思想。
正是在毛主席伟大的战略战术思想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三，没有毛主席抗美援朝这正确决策，中国无法真正站起来
毛主席最不怕洋鬼子，不仅不怕英国佬，更不怕美国佬，他视美国佬为“纸老虎”。反共人士也承认，自从毛主席席卷神州大陆，坐上民族元首宝座，洋鬼子就奈何不了我们中华民族了。从来没有人骂过毛泽东“民族败类”，他是天字第一号“民族胜类”呢！值得今日许多炎黄子孙效法。
毛主席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宣布中共开国，美利坚合众国心不甘情不愿，驻南韩美军超过“三八线”，图谋先吞北朝鲜，武力封锁大陆东北边陲，甚或有意挥军入侵中国。党中央内部当时在出兵问题上意见不一，而且反对者占大多数。就连实力远比中国雄厚的苏联，也不愿因为援助朝鲜而冒同美国直接冲突的危险。中国出兵会不会导致同美国直接对峙？美国大举轰炸中国的重工业基地东北和内地大城市怎么办？
毛主席一生最难作出的决策之一！
至今有许多人对毛主席做出的抗美援朝这一决策误解颇深，认为中国不应该介入朝鲜战场，拖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后腿，也错过了收复台湾的大好良机。
假如中国不出兵朝鲜，中国政府就要接受斯大林的命令，准备接收朝鲜金氏流亡政府与军队，苏联就会从此插手东北，埋下东北乱根，进而威胁整个中国。有人觉得不可信，那么看看今天的欧洲，接受中东难民已成欧洲混乱的源头。而且当时西南东南边陲的国民党残余势力，以及国外的如印度等受西方控制国家，会一起反扑刚成立的共和国，中国的处境将汲汲可危。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对美国军队的胜利，打出强有力的一拳，深深震慑住了国内外反动势力，美国从此以后敢公开叫嚣打进世界上其它国家，却不敢叫嚣打进中国内地。中国由此站稳了脚根，赢得了往后几十年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恢复了国民经济的生产和发展。
四，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改造国人性格，为中国文化注入勇于斗争的进取精神
世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可以说是对毛主席最大的误读和曲解。
晚年毛主席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人民站起来之后，环顾四周依然危机四伏，中国人如果不彻底改造自己的民族性格的话，迟早还会再次趴下去。为了适应新的时代，新的环境，中国人必须努力改造自身文化。
毛主席改造中国文化的努力方向和他开出的药方，就是斗争哲学。斗争哲学源自外国，并非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所固有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斗争甚至是一个贬义词。毛泽东将斗争精神具体地表达为三大实践，他希望人民都可以具有这种斗争精神，勇敢地迎接社会、生产和科技活动的挑战和考验，这种进取心是一切的基础。
毛主席这一代人在20世纪前半叶，把中国从亡国灭种的绝境中挽救了回来，但是，在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之下，被中国文化深入骨髓的中国人民的生存空间与生存方式，依然存在着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
改造中国文化的唯一手段，就是汲取外国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因子，再塑中国的一种全新的文化形态。外国文化中的斗争精神，就是毛主席认定的外来文化的优秀因子。毛主席喜欢大寨、大庆，推崇鲁迅，厌恶胡适、武训这些人，他的这种偏好被形象地解释为喜欢“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人，推崇造反精神。他的这种取向，就是要中国人摆脱传统的束缚，用向外用力的精神，永远保有奋斗的精神。
晚年毛主席对于孔子的批判是时代的必然要求。毛主席是把孔子作为一种旧文化的象征进行批判的，与孔子本人的关联度的确存在，但不是绝对挂钩的。毛主席本人对于孔子并没有根深蒂固的愤恨，相反毛主席非常推崇孔子，甚至是喜爱孔子的。毛主席没有借助《诗经》、《楚辞》、《易经》，单单对《论语》中孔子的话情有独钟，可见，毛主席对孔子非但没有恶感，反而是充满了善意。
20世纪初，中国知识界通过新文化运动掀起了反孔高潮，把孔老二的学说连根儿拔了，捎带着中医、中药、京戏全否了，若非中餐实在是太强大，恐也难逃厄运。孔子本人并不排斥斗争，“当仁不让”，“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但是到了后来，中国人越来越夸大孔子的自省思维，越来越只偏好于向内用力，而忽视了向外用力。佛学传入之后，中国更是彻底失去了进取心，朱熹的理学让国人进一步走向内心自省的沉沦，王阳明灵光一闪之后，又怂了。
完善自我没有错，道德立国也没有错，错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到20世纪，过于偏重人的内心道德建设了，故而缺失了外围保有的赖以叩开现代科学大门向外用力的斗争精神。在西方用现代科技武装起来并以此欺凌东方之后，如果我们还不反省中国传统文化之过，还不拿起斗争武器的话，那么我们就永无翻身之日了。
这才是晚年毛主席致力于批孔的原因所在。缺什么补什么，必须让中国人恢复斗争精神，重振汉唐时期虽远必伐、天可憾的威风。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的三斗之说和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的方向，均借鉴于外国文化。
晚年毛主席就是要通过这样的借鉴，在中国文化的核心领域里进行最深刻的变革，这才是大本大源。
在晚年毛主席进行这一重大努力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从1966年8月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开始，至1968年9月全国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历时两年零一个月的时间段内，国内秩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混乱，特别是发生了比较普遍武斗事件。
对于这种现象的出现，毛泽东非常痛心，但是这种局面的出现并非完全出于毛主席的预料之中。他早就说过，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因为如果不进行这种极具根本性的社会文化变革的努力的话，这些动荡在当时很难发生，而这种动荡恰恰是社会文化体系转型时期，必须付出的代价与成本。
由于毛主席特有的经历和威望，这种混乱的局面也很快被制止，可以称之为“可控制混乱”。试想如果毛主席没有在其生前就进行这种深刻的社会文化变革，不预先付出可控制混乱的代价，在其身后，中国如果再次陷入军阀混战或外族入侵，那么，混乱将无法收拾。
晚年毛主席以阶级斗争为纲，于是这种哲学理念出现了行政化的倾向，这种现象和做法的确也是深刻的教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确可以指导中国文化的改造，但是，这种哲学理念如果被生硬地被搬到日常社会行政管理层面，就会过度考验社会的承受力，从而使普通民众对于这种做法更加难以理解。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由于晚年毛主席的思想过于超前，使得具体办事的人们无法理解他思想的含义，很多情况下，只能生吞活剥地去处理行政事务。
毛主席期望人民和他的战友们，
能够发扬革命战争时的那股劲，
继续革命，警钟长鸣，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这是民族振兴过程中，所万万不可缺的斗争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