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占我国人口的大多数，农民的素质是决定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成败的重要问题。中国农民长期深受地主统治阶级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和文化专制，陷于贫穷和愚昧，承受着旧中国最深重的苦难，是全国各阶层中最广泛而又最弱的群体。
毛主席对农民有着深切的了解和亲密的关系，他曾指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他们受“三座大山”的压迫最深，反帝反封建的积极性最大，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但由于小生产者的地位，亦存在着狭隘保守和散漫等弱点。建国前夕，主席在他全面阐述新政权形态的著作《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严肃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中国农民的特点是朴实善良，能吃苦耐劳;但又目光短浅，自私迷信，缺乏合作精神。毛主席的农民教育思想，首先是肯定农民的革命性，同时又看到农民的弱点和不足。在教育方式上，则充分考虑农民的利益和愿望，采取了“帮”和“带”的方法。如帮助农民提高文化，帮助农民组织起来;干部起带头作用，先进典型带后进等。其中，最主要也最重要的就是让农民自己教育自己，用先进农民来教育农民。
毛泽东时代，先进农民的典型也是层出不穷，有些事例实在让人难以忘怀。 在大于的印象中非常深刻的有陈永贵的三件事。
一件是新中国成立前解放区人民响应毛主席组织起来的号召，纷纷办变工队、互助组，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时候。在大寨，最早组织互助组的人就是第一任党支部书记贾进才，他的互助组叫“好汉组”，组里的土地好，牲畜好，可谓兵强马壮。
有一天，陈永贵发现16岁的梁便良，一边在地里干活一边哭。就问他是怎么回事?梁便良说他很想参加好汉组。但是，因为年龄小，个头不大，挑不起担子，半天也干不下多少活，所以，没有人要他。这使陈永贵意识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村里的老弱病残，都存在无人帮助、难以致富的问题。
显然，这些人缺一个带头者。
于是，陈永贵对梁便良说：“你跟我干，听话就行。”经过与贾进才的沟通后，陈永贵毅然宣布退出好汉组，重新成立了一个互助组，叫老少组。他们专门吸纳村里的老弱病残，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而包括梁便良以及贾承玉、贾承联、赵小和等这些孩子，也就从此一直追随陈永贵，成为了他的得力干将。
老少组成员村民贾承玉说：“大寨那时是六十来户，不上三百口人，那时是好汉组与老少组并存。我那时是老少组，为什么说他是老少组呢?老的老小的小，他是互助的。老少组的组长(陈永贵)说：‘老的有经验，小的是能长大，只要听党话，这路子走不岔。’”
在这个老少组里，最初只有九户人家，其中有四位是年过半百的老汉，6位是8至14岁的娃娃，真正的强劳力只有陈永贵一个。但是这些人真的如同一个家庭一样，出力大小与获得多少并不很计较，各个奋力争先、闹得红红火火!当年秋，老少组平均亩产高达150斤，比好汉组多了30斤……
第二件是1963年8月，陈永贵正在县里开会的时候，一场不停地下了七天七夜的大雨不期而至。这场灾难几乎毁掉了大寨人辛苦近十年的成果，人们的情绪降到了零度。
陈永贵参加完县人代会后赶回大寨，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震动了所有人，即使是当年省委书记陶鲁笳，提到这件事情也是非常激动：“陈永贵不能开会了，他听到这消息马上就回到村里了!回到村里边，村里的人抱住陈永贵就痛哭流涕：‘永贵呀，你看这么大的灾，我们可怎么活呀?’陈永贵问：‘大水冲走人没有?’大家说‘没有，没冲走一个人。’‘冲走牲口没有?’大家说‘没有，一头牲口也没冲走。’‘没有冲走人没有冲走牲口，你们哭什么?毛主席讲过;‘人是最可宝贵的，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结果，陈永贵带着大寨人真是创造出了人间奇迹。
当时，上级决定从国库中调出一批救济粮和救济物资，从地方财政上再拨一部分救济款，扶持大寨大队。但陈永贵和大寨党支部却作出了“三不要，三不少”的决定——不要国家救济粮，不要国家救济款，不要国家救济物资;当年社员口粮不少，社员收入不少，上交国家的统购粮不少。1963年下半年，大寨大队的社员在陈永贵的带领下，抢修梯田，重建房屋，抢种庄稼，经过几个月的苦干，大寨在大灾之年夺得了大丰收。据统计，大寨在1963年的粮食产量非但没少，反而比上年增产，不仅社员的口粮充足，还能为国家上交余粮。
再就是陈永贵当了副总理后，平时不能随便外出。据说有一次他想去王府井的东安市场，秘书请示保卫部门，说没法保卫，不能去。他还曾提出干脆去北京郊区的中阿公社劳动，因没法保卫，也不能去。
他接近不了群众，听不到社会的各种声音，了解不到真情实事，又看不了许多材料，这样下去，时间长了，他觉得非变成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傻子不可。
于是他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提出搬出钓鱼台，实行三三制：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三分之一时间在大寨，三分之一时间跑全国。主席马上批准了陈永贵的要求，并赞扬了他。陈永贵就搬到了东城区交道口四条一个老四合院里。他回大寨，不让北京的警卫战士同行，他说：“我是个农民，回家劳动，你们还能给全国农民都派上警卫战士吗?”当了副总理的陈永贵，不改自己农民的本色。
陈永贵就是这样一个代表了中国农民优秀品质的老农民。据当年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回忆说：“陈永贵这个人可不是一般的农民，我跟毛主席报告就是这样讲的：我说我做一辈子的农村工作，我所碰到的农民没有一个能抵得上陈永贵——陈永贵是最杰出的农民!他这个人记忆力特别强。因为他经常传达毛主席的讲话，所有毛主席讲话他都能记得非常清楚，而且还能用得非常好。所以我说他不是一般的农民能够达到的，思想境界很高。我讲给毛主席，我坦诚地说：他是一个杰出的农民!毛主席听得非常有兴趣，一直听我讲。讲到最后，问‘你带了陈永贵的文件没有?’我说‘有’，把准备好的文件给他。”毛主席的农民教育思想当然喜欢这样的典型，他要用这样的典型来教育和带动广大农民，让农民自己教育自己，造就出一代社会主义新农民，来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
人民群众也喜欢和需要陈永贵这样的典型。据说那个年代人们把能看上一眼陈永贵，近距离目睹他的风采做为一种光荣。一次陈永贵在人民大会堂作报告回家的途中，在列车上不知是谁走露了消息，同车人几乎都知道他坐在列车的一节车厢里，各个车厢为此骚动起来，都想看看这位从山沟里走出来的杰出农民，都怕错过这个良好的机会。列车长实在难于维持秩序，就领着陈永贵在列车上走了一个来回，满足了大家的愿望。可见那个时代先进典型对人民群众的号召力和感染力。
用什么样的思想和典型来教育和引导农民，不仅表现出一个领导人的胸怀，也决定着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和民族的兴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