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时候，中国也被迫“参战”，结果，什么也没有得到，只是把德国帝国主义侵略的山东半岛转交给日本帝国主义去掠夺罢了。中国仍然处在半殖民地的地位。大战前各帝国主义国家强迫中国订立的许多不平等条约和他们在中国划分的“势力范围”，还是继续有效。
国内军阀间的混战仍然不停止。每一派军阀都勾结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作自己的后台老板。各帝国主义者也利用这些封建军阀势力来加紧剥削中国人民。
那时候湖南仍然是南北各派军阀长期拉锯的战场。兵灾、匪灾(全省各县都发生土匪、湘西、湘南更多)，再加上水灾(1915年全省三十四县受灾，1916年、1917年、1918年洞庭湖边各县和长沙等地大小水灾不断)，使得人民活不下去。
青年时代的毛主席亲眼看到国家民族这种危急的状况和人民的痛苦情形，从早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感觉，进到了要用革命的手段来改造国家社会的观点。
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习的几年之内，毛泽东同志在同学中间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有蔡和森、何叔衡、陈昌、张昆弟等。这些人也大都是从农村来的比较贫苦的青年或壮年，懂得人民的痛苦，有的并且自己从事过劳动。他们都抱着远大的志向。毛泽东同志的言论、行事，给他的这些朋友们很大的影响，他自然成了他们的表率。他们经常研究求学为人的道理，讨论个人与社会国家的前途等等问题。
在这时期，全国人民的觉悟渐渐提高了。对推动和促进全国青年群众和一般知识分子的觉悟起过很大启蒙作用的“新青年”杂志，是在1915年开始发行的。这是一个文化的和政治的刊物。它反对封建的文化，宣传科学的文化改革，主张“文学革命”，反对旧礼教，反对古文，提倡白话，鼓吹科学和民主。这刊物到了湖南，由于我们尊敬的教员杨怀中先生的提示，对新鲜事物极为敏感和不断追求真理的毛泽东同志，首先注意这个刊物，并且热烈地和同学们谈论刊物上所提出的许多问题。
在这种形势和影响之下，毛泽东同志渐渐想到，要求得更多的有益的学问和作一番救国救民的事业，就要有充分的准备，就一定要联合更多的同志，并且结成一个团体，才有力量。
1917年的秋天，在长沙城的各个学校里发现一张不大的油印的启事，上面写着简练的几行文字，记得大约三百来个字。第一句是：“嘤鸣求友”(引诗经上的“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句)，下面是征求有志上进、愿为救国救民出力者为同道……末尾签署的不是姓，也不是名，而是“二十八画生启事”(“毛泽东”三个字共有二十八笔画)。
这个启事在长沙的几个城门口和城内照壁上也张贴了，在报纸上也登了出来。起初只有几个人，到后来就有了几十个热情的青年响应了这个号召。经过一番酝酿，结果组织成立了一个“新民学会”。
1918年4月14日，星期天，我记得，那是一个春光明媚、百花盛开的日子。在湘江的对岸，岳麓山下面，蔡和森同志的家里(他家在潆湾寺租住的“为痴寄庐”)，集合了十三个人(有些人未能到会)。在吃午饭的前后，人们在屋子里，在河滩上，讨论学会的宗旨、名称、章程……会章是毛泽东同志起草的。讨论时他向大家说明、解释，征求大家的意见。和平常一样，他的话语浅显、扼要、深刻，意思新颖、明朗。就在这一天，新民学会成立了——取“大学之道在新民……日日新，又日新”的字样，有一种反对旧制度、主张革新、为人民的意思。大家推毛主席为总干事。他本是学会的发起人，组织者，但他谦虚地只同意作副总干事。
学会的简章规定：“以砥砺品行、研究学术为宗旨”。会规有“不懒惰，不赌博，不狎妓……”等条文，含着一种实事求是、尚朴素、主诚实、禁浮华、戒骄躁的精神。这里重要的是，长沙城里先进和进步的青年们第一次在一个团体里组织起来了。
学会的会员，最初绝大部分都是第一师范的同学，也有少数其他学校的。渐渐不仅其他学校的有志青年，并有个别进步的中小学教员加入了新民学会。入会的标准是：心意诚恳，人格光明，思想向上(即思想进步的意思，但那时候还不流行这样说)。
学会经常开会，讨论学术或时事问题。会员们都精神奋发，努力上进。
新民学会对后来湖南以及整个中国的命运，有很大的影响。学会会员发展到七八十人，内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显著的活动者。他们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不少光辉的篇章。特别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之后及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被反革命杀害的、牺牲的郭亮、向警予、陈昌、罗学瓒、张昆弟、蔡和森、夏曦、何叔衡等同志，以及还有许多为人民解放事业而牺牲了的会员——他们的崇高的气节，凛然的正气、光荣伟大的革命事迹，永垂不朽!
假如说，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在“五四”时代，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学生运动、青年运动中起过很大的作用，那么新民学会就是一个核心的组织。它的会员在新文化运动中，知识界运动中都是有力的支柱。而毛泽东同志自然成了他们的领导者。到后来一部分最先进的会员，又切实地作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学会就成为社会政治运动的组织者和中坚力量了。因此新民学会是湖不限于湖南——共产党的前身，实质上起过秘密党小组的作用。而这些大都是毛主席的影响，他的进步、正确的思想，大无畏的作风，形成了一种革命的风气。
新民学会成立不久，1918年6月毛主席在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了。
在那时候有鼓吹留法勤工俭学的印刷物到了湖南。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在法国留学过的吴老(玉章)同志和蔡元培先生等发起的。他们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国政府从中国招募了大批华工去法国作工，认为青年学生们也可以去法国半工半读，于是组织了“留法勤工俭学会”，号召中国学生去法国勤工俭学。
一方面，由于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另一方面，当时湖南(以及全中国)一般愿意上进的青年，在中等学校毕业之后，就都因无力升学而觉得苦闷，听到了勤工俭学的办法，认为是解决继续求学和找出路的好机会。“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尤其是那时许多青年所向往的事。毛主席与蔡和森同志等在湖南大力发动、组织大批青年，先北上保定或北京预备法文，然后坐法国邮船的所谓四等舱(实即货舱)从上海放洋去法国。
这个运动，当时在另种意义上，促进了湖南与北方新文化运动的联系。而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又一结果，是后来从这些学生与工人中间产生了一批中国人民革命的干部，共产主义运动的战士。
毛泽东同志帮助青年们实现这个留法勤工俭学的计划，但自己不出国。他觉得，中国有许多事物需要调查和研究，需要做，中国正处在伟大的动乱中，自己不能离开这个战斗的环境。
9月间毛泽东到了北京，过着穷苦的公寓生活。杨昌济先生那时在北京大学作教授，毛泽东同志和第一师范的几个旧同学，仍经常去请教。杨先生介绍毛泽东去北京大学图书馆作一个小职员，登记来馆看书报者的姓名，也是他的职务，每月薪金八元。他不计较地位与金钱，能够糊口就得了；在图书馆里能得到自己读书的机会，他很高兴。
北大图书馆的馆长是李大钊同志。他是北大的教授，优秀的进步的学者，俄国十月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到中国来的最早的介绍者和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党在北方的领导者。他在担任图书馆馆长的时候，搜集了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书籍，他自己除讲学外，就住在图书馆里努力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同学们常到图书馆来向他请教，他总是热心指导，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书籍给学生看，并且告诉他们阅读的方法。由于同在图书馆工作的关系，毛泽东更是便于经常请教。他的抱负、理想和才干，得到李大钊同志的尊重，认为他是湖南学生青年的杰出的领袖。这年10月“新青年”发表了李大钊同志写的“庶民的胜利”，“布尔塞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赞扬俄国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社会上学术界有很大的影响。
毛泽东在北京一面在图书馆工作，一面继续自修。他还是又学又问，除读书外，常去拜访当时的一些名流学者。北京大学那时在新文化运动中起过领导的作用，大学里进步的学术团体也多。毛泽东在工作余暇时常到北大去旁听，并且加入北大的哲学会和新闻学研究会。
在北京毛泽东吸收了许多新的知识，扩大了自己的见闻，这时他对政治与学术的兴趣更加增高了。
那是“五四”运动的前夜。十月革命的影响，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传到了中国。但是，那时无政府主义、空想的社会主义、工团主义等等在中国也颇为盛行，毛泽东在李大钊同志的指导和帮助下，加之他自己的苦心探索，努力学习，得以很快地接近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1919年初，毛主席由北京经天津、山东、浦口——南京，一段一段地借钱买票，来到了上海。在上海送别了一批放洋去法国的青年之后，毛泽东决定回湖南去。他经常惦念着这块土地。他是在这里生长的，是在这里求学和开始社会活动的。这里还有许多新民学会的会员，有会务需要发展。他要回到故乡去，结合同志，继续研究学问；团结人民，和压迫者作斗争。
3月里毛泽东从上海回到了长沙。在这里他除继续组织、团结青年外，并和对张敬尧统治表示不满的教育界和新闻界的人士，广泛联系。
新民学会的组织现在发展到了长沙以及湖南各地许多学校，会员有学生，有个别中小学教员。他们紧紧地团结在毛泽东同志的周围，形成了一种社会活动的核心力量。
为了维持生活，毛泽东同志在修业小学每周教几个钟头的历史课，但月薪不到十元。
这时候，一个狂风暴雨式的革命运动——“五四”运动在全中国展开了。
这是一个爱国的运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运动；同时又是反对国内封建主义的运动。它反对封建主义的社会制度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宣传科学的、民主的新文化。
这是一个民主主义的运动，但这个民主主义“从1914年爆发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以来，起了一个变化”。它在这时候进了一大步，增加了新的内容。在这时期，“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这个民主主义已经不是旧式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
这个运动的爆发点是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群众的反帝国主义的爱国大示威游行。
1918年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方面的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在巴黎召开分赃的“和平会议”。中国当时算是“战胜国”之一，但在和会上要求取消日本在战时强迫加给中国的二十一条，却说不在和会讨论范围之内；倒是战时日本趁火打劫把德国在山东的各种特权夺去了，——巴黎和平条约有条文规定，都让给日本!这消息传到中国，人民愤激得了不得。段祺瑞卖国政府和其亲日派大员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不仅不反抗，实际是听从日本帝国主义的旨意行事。
“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份”。“而在‘五四’时期，英勇地出现于运动先头的则有数十万的学生”。
1919年4月底北京两万五千名学生向全国发出通电，要求收回青岛，号召全国人民在5月7日那天一致举行国耻纪念会，协力对外……
1919年5月4日北京五千名学生举行群众游行示威活动(我那天也参加了，那时候正在北京法文预备班学法文)。大家高呼“打倒卖国贼!”“拒绝和约签字!”“废止二十一条!”“誓死收回青岛!”“抵制日货!”等口号。群众把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也烧了，又把章宗祥痛打了一顿。段祺瑞卖国政府派出军警弹压，捕去32名学生。第二天全北京的学生总罢课，表示反抗。5月6日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
这一运动震动了全国各地。天津、上海、南京、武汉，以及两广、福建、山西、陕西、浙江、江西、湖南、四川、安徽和东北三省的学生都起来响应。他们都先后罢课，发通电、传单，作讲演宣传，查禁日货。全国人民都奔向反帝国主义的大潮流，大家要求组织，要求行动。
湖南人心非常激昂，张敬尧压迫无效。毛泽东同志自己写了一个字数不多、热情奋发、号召大家行动起来的传单，第一句是：“同胞们，起来!”用几个学校学生会的名义发出。新民学会的会员们积极活动。6月3日“湖南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了。当天发出争回青岛的宣言。长沙学生于这一天全体罢课。全省各地学生也陆续响应。
湖南学生联合会的主要负责人彭璜、柳直荀等都是毛主席的朋友，同志。毛泽东自己实际参加领导学联的工作和长沙以及全省的蓬蓬勃勃的革命运动。
学联这时主要的活动是：抵制日货、焚烧日货、爱国储金。
按照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办法和经验，7月中旬，成立了“湖南各界联合会”(它的基层组织为救国十人团，在一个多月之内这种十人团在长沙就达到四百多个)。
学联在暑假期间组织讲演团，演新戏。青年学生们不辞辛苦，日夜劳动，作各种爱国反日的宣传。
长沙的工人们也组织宣传队，和学生们共同行动。
湖南各县的学生和各界人民也都有同样的组织和活动。
全湖南省、全中国在这时候都动起来了。
毛泽东在师范学校求学时期的许多活动已经是革命的民主主义的了，现在更敏锐地和大踏步地立即卷入到这个反帝反封建运动——新民主主义运动的浪涛里去，并站在浪头——运动的前哨，成为运动的积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毛主席在他著的“新民主主义论”里面说：
“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五四运动所以具有这种性质，是在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已有进一步的发展，当时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眼见得俄、德、奥三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瓦解，英、法两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受伤，而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德、奥(匈牙利)、意三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因而发生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这一段话，精辟正确地说明了五四运动的性质、由来，它的意义、价值和作用。
五四运动发展到6月3日以后，更加高涨了，更加扩大、深入了。
根据记忆和许多史料的记载：6月3日北京的学生们举行全城沿街大讲演，政府下令逮捕了一千多人。
6月5日上海六七万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为北京学生声援。
南京、杭州、九江、天津、武汉、厦门、山东、安徽等地学生、工人、商人也起来响应。
唐山，长辛店的工人示威游行。
6日上海“工商学各界联合会”致电北京，要求惩办卖国贼。
北京政府不得已于6月9日下令罢免曹、陆、章三人，并答应不在巴黎和约上签字。6月28日在巴黎的中国代表果然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因此五四运动——正如毛主席说的——“发展到六三运动时，就不但是知识分子，而且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
作为这个反帝反封建运动的一种表现形式和起了推动作用的新文化运动，即“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的运动，普及于全国的各个角落。许多新的报纸、杂志、小册子、书，如雨后春笋一般地出版了。当时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纷纷发表文章，各抒己见。李大钊的政治学术论文，除上述两篇外，1919年5月又发表了“我之马克思主义观”。鲁迅于1918年5月发表“狂人日记”，1919年4月发表“孔乙己”，1921年12月发表“阿Q正传”等小说。郭沫若于1921年8月发表“女神”新诗集。那时刊物中较有分量的，有“每周评论”和“星期评论”，那是在大都市——北京、上海出版的，当时称为进步的言论机关。
为了开展湖南的革命运动，为了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巩固他们的革命热情，为了发表自己的政见，湖南学生联合会和毛泽东觉得，在长沙有出一个刊物的必要。
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的创刊号出世了。这是和“每周评论”一样的一个小型的四开四版的报纸。报头旁边写着“发行所湖南学生联合会”，说明这是学联的机关刊物。在报缝中登的“本报启事”里说：“本报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创刊宣言”就是主编毛泽东写的，用较大一号的字排印，几乎占整个第一版的篇幅。这篇文章的意思新颖，热情奔放。我还记得，在当时“世界革命”呼声和“人类解放”运动的影响之下，毛泽东曾写道：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
就用“民众的大联合”这个题目，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的第二期、第三期和第四期，接连发表了他写的三篇文章，详细论述人民必须联合、团结、组织起来以和有组织的统治压迫阶级对抗的极端重要性。他那时写道：
“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固然是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
毛主席凭他的最初步的马克思主义知识，特别是因为被俄罗斯十月革命胜利及当时匈、奥、捷克、德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所鼓舞，认为中国人民“也应起而仿效……进行我们的大联合”。
“湘江评论”除政论外，有西方和东方大事述评的文章，有关于国际、国内和湘江的杂评，有“新文艺”、“放言”等栏——一种随感录和小品文的形式(我那时从北京回到了长沙，也在“新文艺”栏里写过几则杂感)。刊物的内容是反帝、反封建、反军阀、反旧礼教，提倡民主，提倡科学，提倡劳动，提倡民众联合(团结、组织起来)。
“湘江评论”这刊物引起社会各方面的重视，销路很好。第一期印两千份，当天销完，又重印两千份。它大大地推动和加强了湖南全省——不仅湖南省——的学生青年运动，推动了湖南的——不仅湖南的——知识界、教育文化界，使他们走向进步，走向革命。它的影响非常的大，因为它不仅是提倡新文化、反对封建旧礼教等等的宣传者，而且是民众运动的组织者。在它的篇幅上经常讨论思想问题和社会上各种实际问题，并号召积极行动。
7月21日和“湘江评论”第二期出版的同时，又出了“临时增刊”第一号。28日出第三期。从第二期起每期印五千份。湖南各地以及武汉、广东的青年学生，一部分中小学教员及社会进步人士都争相购阅它。长沙的学生们自动地在街上销售，毛泽东自己也到街上去卖过。
这时候湖南各学校的学生都出版自己的周刊(其中之一名“女界钟”，毛泽东也为该刊写过文章)。站在领导地位的“湘江评论”发起组织一个“学生周刊联合会”。从此宣传的步调更加整齐了，宣传的效力更大了。短期内全省(不仅湖南省)学生青年、知识青年的思想，焕然一新，“湘江评论”是起了绝大的作用的。
但“湘江评论”出了第四期以后，被张敬尧查封了。他同时派出军警封了“湖南学生联合会”。
毛泽东同志和学联的工作人员搬到岳麓山湖南大学筹备处住下，继续从事革命的活动。
“湘江评论”被封后，毛泽东同志又被邀接着主编一个学校学生会出的周刊“新湖南”。他标明刊物的宗旨是：批评社会，改造思想，介绍学术，讨论问题。和“湘江评论”一样，这刊物的大部分文章是毛泽东同志写的。文章有“社会主义是什么?无政府主义是什么?”等等。
“新湖南”也被张敬尧封闭了。毛泽东同志此后就在长沙“大公报”等报纸上发表文章，正面或侧面地揭露统治者的黑暗和封建制度的不合理(如长沙发生一件被父母强迫嫁一有钱人的新娘在花轿以剃刀割颈自杀的事，毛泽东同志在报上写了九篇文章，评论此事，引起各报讨论，成为一次对封建制度的大进攻)。
从办“湘江评论”起，毛泽东同志在进行社会政治等实际组织活动的同时，从事着革命的新闻工作、政论工作和思想理论工作，这些工作都取得辉煌的成绩，在他初期革命活动史上占着重要的一页。
张敬尧在湖南的统治更加横暴、凶恶，剥削压迫愈加残酷，湖南人民的反抗就更加激烈。十多万北兵在湖南各县“清乡”，杀人、放火，掳丁、派夫、强奸妇女、抢劫牲畜、财物……使得人民叫苦连天，全省各阶层的人都痛恨“张毒”。
湖南的某些士绅阶级，政界名流，早就在省外——上海等地进行过反对张敬尧的活动，但是他们没有本省人民群众运动作基础，所以只起了点宣传的作用。
那时，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之下，在毛泽东同志主编的“湘江评论”、“新湖南”等报刊的启发和号召之下，全省的人民群众，首先是知识青年学生群众和文化教育界，都动员起来了，反张运动就渐渐成为真正的群众运动了。
湖南学生联合会和“湘江评论”等期刊虽然已被封禁，但一批积极分子仍然在毛泽东领导之下作秘密的活动——首先是驱张运动。
11月里，湖南学联发出“再组宣言”，继续作各种活动。12月初，又在长沙教育会坪举行了一次焚毁日货的示威大会。这次除学生外，工人，店员也参加了。张敬尧的四弟张敬汤骑着马，带着一营队伍来镇压。他破口大骂男女学生为男女土匪，湖南人都是土匪，并且叫兵士把台上的人拖下地来，要他们跪下，打他们的耳光……
这是对学生、教育界以及全湖南人一种很大的侮辱。人们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了!
这时候北洋军阀内部，直系和皖系起了激烈的冲突。直系的吴佩孚在进攻湖南时本是很出力而有“功劳”的，但湖南省长兼督军的位置却被皖系张敬尧占去了，吴佩孚只被派驻衡阳，心里很不高兴。驻在常德的冯玉祥对张敬尧也表示不满。
毛泽东同志分析了这种情况，认为张敬尧已处于孤立的地位，驱逐他出湖南的时机已经成熟。现在只要人民组织起来，行动起来，就可以达到驱张的目的。首先就是学生和教育界的有组织的行动。
焚毁日货时，湖南人受了很大的侮辱，这是一根导火线。毛泽东同志领导新民学会的会员们立即召集学联的积极分子，商量发动全省学校总罢课，联络省内省外的力量开展驱逐张敬尧的运动。经过他们的日夜紧张活动，结果，全省各学校的学生一致罢课，表示反张。湖南学联用中等以上学校一万三千名学生的名义发出宣言：“张毒一日不去，学生一日不返校。”
这一行动得到全省各界的同情。
全省罢课实现之后，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领导核心的学生界教育界组织“驱张代表团”，分途到北京、衡阳、常德、上海、广州等处活动。由毛泽东同志率领的代表团去北京，沿途作反张宣传；到北京时又向政府请愿，事实上是公开控诉皖系军阀的罪恶。由彭璜等组成的代表团去上海进行宣传活动，组织“平民通讯社”发行“天问”的刊物，揭发张敬尧的罪恶，刊载驱张的文章(毛泽东在“天问”上也写过些文章)。由何叔衡、夏曦等同志组成的代表团到了衡阳后，一面团结湖南学生，作爱国反日运动，一面利用张、吴的矛盾，使吴在军事上对张压迫。1920年初，直、皖两系的斗争更加尖锐化了。5月下旬吴佩孚带领他的部下由衡阳北上，经长沙去武汉。吴佩孚后退，原在湖南的谭延、赵恒惕就前进，是这样向张敬尧节节进逼。张敬尧的部队人虽多，但很腐败，没有战斗力，不战而溃。张敬尧知道自己站不住脚了，于6月11日从长沙仓猝逃走。不久以后，他的部队完全从湖南境内退出了。
这是湖南人民一个大胜利。反军阀和民主运动的胜利。它壮大了湖南人民的力量，同时给全国人民极大的兴奋。
毛泽东亲自指挥，筹划了这一次反军阀的运动。他认为这个斗争就是许久以来大家所宣传、发动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官僚强权、反对卖国政府的斗争；就是爱国运动和改造社会运动的一项实际行动，也是对付和改造当时湖南环境的一个必要的行动。
苏联政府于1919年7月25日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那里面声明，苏联政府“……宣言废止一切中俄及其昔日之联盟国所订之秘密条约……将俄皇政府自行掠取或与日本及联盟国共同侵夺者，概行交还中国人民……愿将中国中东铁路及租让之一切矿产、森林、金产及其他各种产业，由俄皇政府……等侵占得来者，一概无条件归还中国，毫不索偿……放弃庚子赔款之俄国部分……废弃一切特别权利，及在中国境内之俄国贸易区”。
“如中国人民愿取得自由，一若俄国人民之有今日，并愿免蹈使中国成为第二朝鲜或印度之……命运，则愿其了解，足以作为其在为国家自由而奋斗中之联盟与兄弟者，舍俄国工人农民及其赤军而莫属”。
这个宣言最初被反动派严格地封锁，但终于到达了中国人民的耳目，大受国人的欢迎。人们对十月革命，对新的俄国，同时对社会主义发生了巨大的兴趣。
毛泽东后来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里正确地也形象地指出了十月革命对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意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19世纪40年代就已形成了的马克思主义，经过70多年之久，来到了中国。这是中国人民的福音。
当毛主席第二次来到北京的时候，热心地寻找和贪读了一切那时能找到的关于苏俄和马克思主义的书、报。他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这本共产主义的经典著作，和当时由外国文翻译成中文的“阶级斗争”，以及一本“社会主义史”几种书。这些读物的数量虽然很少，却给一贯好学、善于精读、勇于追求和承认真理的毛泽东以很大很深的影响。第一次在北京时毛泽东已经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现在更建立了他对这个伟大学说的完全的信仰。从这时起他就毫不犹豫地、大踏步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大道。
照“留法勤工俭学”的办法，毛泽东这时非常热衷于留俄，写信给新民学会留在长沙的朋友们，计划组织“赴俄勤工俭学”……但他自己当时仍坚持暂不出国，愿意在国内自己研究各种学问，特别是对中国的情形加以实地的调查、研究，并以长沙为基地。
1920年4月，毛泽东同志由北京来到上海。除作驱张的工作及普遍的反军阀运动外，他和那时在上海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学会的人们密切地联系。这个学会于1920年5月成立，在上海设总会，在北京、湖南、广东……等地设分会。“新青年”杂志改为马克思主义学会的机关刊物。
在上海，毛泽东同志又特别研究了改造湖南和在湖南开展民主革命运动、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以及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等等问题。
1920年的夏天，这时在理论上和行动上已经成为了坚决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回到了长沙。
在这时期毛泽东在长沙作革命活动的范围一天天更加扩大，更加多方面，更加深入了。
为了有一个立脚点，要有一个社会职业。毛泽东于是受聘作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的主事(即校长)。同时他兼作第一师范校友会(包括已毕业的旧同学)的会长。不久以后他又破例地(师范毕业就教师范)被聘请作了第一师范一个班级兼任国文教员。
从1920年夏天起毛泽东在长沙进行了一连串的社会的——政治的活动。
首先是恢复湖南学生联合会的公开活动。
接着就作湖南自治运动——将湖南造成一个较好的环境。
张敬尧被驱逐出湖南之后，湖南人民很希望和平，希望从此再不受北洋军阀的统治和蹂躏了，而由湖南人自己来管理自己的事情。谭延、赵恒惕利用这种民情，投机地宣布“湖南自治”，并且提出中国“联省自治”的主张。但这完全是统治阶级的一种欺骗政策。因此“湖南全体学生终止罢课宣言”里便警告人们说，湘局虽侥幸解决了，但将来的困难还很多，我们“当用自决的精神来创造一切环境……应有彻底的觉悟……凡事须靠自己，不再做无谓的周旋，向老虎嘴里讨食……”
为了一面组织和扩大人民的民主运动与革命力量，一面揭破统治者欺骗政策的本质，毛泽东约集了一些朋友和新闻界、教育界人士发起成立一个“湖南改造促成会”。这个会主张废督裁兵，建设民治，希望谭、赵“亦自认为平民之一，往后举措，一以三千万平民之公意为从违……钱不浪用，教育力图普及，三千万人都有言论出版之自由……”
毛泽东曾归纳这个运动的总的方针和口号是：“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
同时毛泽东继续他的新闻政论工作。他在长沙的一家报纸上一连发表了十篇文章，评论湖南自治运动。这些论文引导人民要求真正的民主，主张由人民(工人、农民、商人、学生……)，自己来讨论和制定“省自治法”和“湖南宪法”。
中国古代有句名言：“坐而言，起而行。”毛泽东同志就正是又“言”又“行”的人。而且他的行动总是和群众密切联系的。这时期他除发表论文外，发动、组织湖南各界各人民团体集会讨论改造旧湖南、建设新湖南的问题。10月10日“国庆节”又举行了万人的游行示威，喊出“召集人民宪法会议”、“建设新湖南”的口号；扯下过时了的、军阀官僚的代表机关旧省议会的旗帜……
不久之后，赵恒惕推倒了谭延，取得了湖南政权，仍然在“湘人治湘”的口号下，制定什么“省宪”。
毛泽东还在“省宪法草案”发表时，就在报纸上写文章，公开批评它。他着重指出，这个“草案”的最大缺点之一是关于劳动的事项，如工人的工作时间、工钱、休假、教育、卫生等等以及组织工会的权利，根本没有规定。
他一面批评这个“省宪”，这种“自治”，一面又发动下层群众，利用统治阶级这个虚伪的、为自己谋利益的假幌子，作有益于劳苦人民大众的事，拿它作为进行合法斗争的工具。这正如古语说的、“以子之矛，刺子之盾”，使得统治者无话可说，不然就把他虚伪的面目完全揭破。
毛泽东刚从上海回到长沙后的一项有很大意义的活动，就是和一些同志共同发起，成立一个“文化书社”，在全省大量推销各种新的书报。他吸引一些名流参加这种事业。这个书社在推动新文化运动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工作上有过很大的作用。后来这书社成了共产党的一个机关。
与此同时，毛泽东同志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参加这个会的有新民学会的会员，湖南学联的干部，个别进步的教员。会员都读“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书，研究俄国革命、第三国际状况等等，经常开会讨论，并结合中国的湖南的革命实际。这样，毛泽东同志使得团结在他周围的人们认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无产阶级和其政党——共产党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
8月间，毛泽东同志又联合一些同志和教育界的进步人士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发起留俄勤工俭学运动。在这个运动的影响下，湖南的一些青年到苏联留学去了(其中有任弼时、肖劲光等同志)。
10月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许多新民学会的会员入了团。此后新民学会便逐渐结束了。会员中间也起了分化；少数人落伍了，个别的后来且成了反革命者；但大部分始终前进的分子，在毛泽东同志的影响与领导下，从事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改革的活动，成为了共产主义者。
毛泽东的这些革命活动，都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同时为建设共产党作了各种准备。整个五四运动建立了伟大的功劳，——这就是毛泽东说的：“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
这里需要补充叙述的是，毛泽东在作那些组织工作的同时，还作了一些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现在还有人记得，他曾经从毛主席那里领到许多小册子，拿到街上去卖，价钱非常便宜。那些小册子的名称有：“伙友们”，“工友们”，“农友们”，“一个兵士的生活”等等。小册子的文字很通俗，内容是宣传社会主义，谈社会各阶层人民生活的痛苦，要找出路只有团结起来革命。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最初阶段上对传播与宣传马克思主义有其一定的——桥梁与先锋的——作用。因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最初需要作青年学生运动、文化界知识界的运动。但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中坚力量是无产阶级。毛泽东同志于是用最大的精力来作工人运动。
现在大家都知道，马克思主义者从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懂得：只有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和基本力量。马克思主义只有与工人运动结合，才能成为物质的力量。毛泽东除组织、领导一般的、社会各阶层的革命运动外，日夜孜孜不忘的是工人运动。
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众结合的过程在当初是颇不容易的。在开始的时候，语言、习惯、服装、态度等等，彼此相差很远，两方面都觉得格格不入。这时候革命的知识分子只有放下臭架子，怀着满腔热忱，并甘心当群众的学生，然后才能接近群众，渐渐也当群众的先生。
毛泽东下决心，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去做。农家出身的他，素来就具有一项很大的、非常卓越的本领——他能找到和工人群众接近的大众的语言。他的诚恳的心，老实朴素的态度，简单、透彻的语言，能够使任何工人信服。最疑难的事物，最深奥的道理，毛泽东都能给工人们解释得清清楚楚，使他们理解得明明白白。
一直到现在，毛主席仍然是最能用最浅显的语言说明最深邃的理论与最高深的原则的人。他的报告、演说、讲话是那样明白、浅显、通俗、动人，富于幽默，妙趣横生，而又那样意味深长、涵义深刻，左右逢源，矢无虚发。他的说话常是形象亲切，引人入胜，有血有肉的。在同一会场里，工人、农民、兵士、老太婆们听了他的讲话不以为深；大学教授、文人、学士听了不以为浅。这种深入浅出的本领，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应该努力学习的。
毛泽东同志最初接触工人的办法是煞费苦心的。他曾作工人打扮，到工人们集聚的地方去和他们接近，到茶馆去和工人们一块喝茶，谈心，交朋友。
一天，毛泽东同志去长沙城的南门外和小吴门外一段铁路上散步，走来走去，总希望遇见个把工人，后来终于遇到火车头修理厂的工人陈地广。这人是广东人。毛泽东同志就和他“拉话”，然后去他住的地方“玩”，谈他的工作、工资……这工人觉得客人很亲切。
经陈地广的介绍，他又认识了别的工人。彼此都熟了之后，毛泽东同志提议为他们办个学校，教他们识字。工人们都很赞成。
回来后，毛泽东派郭亮同志去作工人夜校的教员(在第一师范求学的时候毛泽东就热心地办过工人夜校，这时更加扩大了他和工人的联系)。
突破了一点之后，毛主席运用这个经验到别的工人丛中去。
毛主席来到铜元局——湖南造币厂，找工人谈他们的生活、工资……工人觉得客人很关心他们。
毛主席走进成衣店，和裁缝们慢慢谈他们的工作、衣料、收入……
人们坐人力车来到家里，毛主席请车夫进来喝茶，和他谈话。后来派罗学瓒同志专做人力车夫的工作，常和车夫漫谈，长谈。为人力车夫办夜校时，毛主席曾亲自给他们教课。
湖南第一纺织厂成立了，开工了。无政府党人在纱厂里颇有影响。毛主席过河去，找到了纱厂工人，谈了许多。
黑铅炼厂的工人，泥木工人，石印、铅印工人，面粉厂工人……都来找毛泽东，谈他们的生活，说出他们的要求。
1921年冬天，毛泽东同志曾乘着长株、株萍铁路的火车，去安源，深入矿井。由长沙几个路矿工人的介绍，认识了许多矿工。他在那里住了一个星期，和许多工人成了知心朋友。回到长沙后，派李立三同志去安源，当初也是作工人夜校的教员。(后来刘少奇同志也到了安源，这里的工人运动大大地发展了，壮大了，当时安源有“小莫斯科”之称。)
交几个工人作朋友，通过他们，可以认识和团结千百个工这是毛泽东的主意和宝贵的经验之谈。
和工人们接近了，给他们办夜校，办补习班、识字班，教育他们，说明“劳工神圣”的意义，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方法……启发他们的觉悟，然后讲工人们应该要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的道理。
在每一工厂，每一行业里面，毛泽东发现积极分子，培养干部。通过他们，通过行动、斗争，渐渐地把所有的产业工人和手工业者都组织起来。
宣传——组织——行动，联系起来，长沙——湖南的工人运动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了。
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之前，毛泽东在湖南，以及其他一些共产主义者在全国各地，就开始将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联结了。
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实际密切地结合起来，毛泽东等就这样开始奠定了中国工人运动的基础，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