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老师编选了《志愿者文化丛书》已经出版了，丛书分鲁迅卷、晏阳初卷、梁漱溟卷、 卢作孚卷、陶行知卷。除了鲁迅，丛书所述其余四人均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及代表人物，所以钱理群老师的这套丛书说是乡建丛书也不为过。
钱理群老师与中国当代的乡建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又是一位自由派知识分子，但与那些充当了内外资本鹦鹉的自由派不同的是，钱理群老师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底层关怀和理想主义色彩。他对毛泽东的诸多评价比自由派鹦鹉要客观的多，但囿于其自由派视角和立场，他的很多观点和说法又是很值得商榷的，例如关于卢作孚的死因——钱理群老师将卢作孚的死因归咎于卢作孚与毛泽东社会主义理念的巨大差异。
2013年，卢作孚诞辰120周年，钱理群老师在爱思想网站发表了《对“卢作孚自杀”事件的一种分析》一文，他在文中写道“卢作孚生于1893年，他的同龄人中，有毛泽东、宋庆龄和梁漱溟，他们四人在1949年都走到了一起，站在毛泽东高举的‘新中国’旗帜下，这是颇具象征性的……但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根本的矛盾，预伏着以后的冲突。”
钱理群继续分析道：
（卢作孚）对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向的理解与想象，和同时期毛泽东的设想，还存在着更为本质的差异和分歧……主要有三个方面：
其一，（建国以后）毛泽东说：“主要任务还是阶级斗争”，这就自然与卢作孚的“经济建设为中心”要发生冲突。
其二，卢作孚虽然赞成计划经济，但他认为可以“在私有财产经济制度之下”，实行计划经济，也就是依然要保留私人资本，要“鼓励民间投资”……在毛泽东的建国蓝图里，是要把资产阶级及其政党赶出“政治舞台”……
其三，他（卢作孚）的民生公司最重要、最基本的理念，就是无论劳方，还是资方，都在为事业以至社会、国家献身的公共理想基础上，建立相互信任的平等、和谐的关系。毛泽东是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逻辑来处理劳、资关系，以至所有的人与人的关系的，他所要创造的是一个建立在阶级对立和仇恨基础上的无休止的内战和内乱的社会。这大概是最能体现卢作孚与毛泽东的追求的不同的。
从钱理群老师的这段分析，可以看出作为自由派大知识分子的钱理群老师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无知，他对消灭私有制和阶级斗争的理解基本还停留在“路边大妈嚼舌根”的水准。而钱理群据他的这种认知水平、武断地分析出卢作孚与毛泽东的矛盾不可调和，现在不爆发将来也要爆发，则完全属于诛心之论。
钱理群对于卢作孚和毛泽东的心理分析，完全是从他自己个人视角的主观臆测和推断。钱理群在文中分析到，“卢作孚这一代实业家从‘加速建设的完成’的动机出发，接受了计划经济，但却难以预计在集权体制下的计划经济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事实上，卢作孚1952年2月去世，这个时候第一个五年计划还没有开始，计划经济连影子还没有，又怎么可能有所谓“集权体制下的计划经济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而钱理群老师关于卢作孚自杀的这段分析，则让笔者大跌眼镜，很难相信这种近乎栽赃污蔑的诛心之论竟然是出自钱理群之笔：
最让卢作孚不能忍受的，自然是他所受到的人格的侮辱。这也是毛泽东的目的：他就是要在公众面前把资产阶级“整得灰溜溜，臭哄哄”，以防止群众“倒向资产阶级方面去”。
事实上，当年卢作孚自杀的消息传到北京，毛主席是十分震惊和惋惜的。卢作孚出生于重庆市合川县北郊高石坎一个以贩运麻布为生的小商贩家庭。卢作孚在三十岁以前，寄希望于教育救国，并以身作则，大力办学。后因迭遭挫折，遂决意弃教从商，自筹资金，创办经济实体，走“实业救国”的道路。
五十年代初，毛主席与黄炎培谈话时说：“旧中国有四个人不能忘记，一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二是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三是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四是搞纺织工业的张季直。”
1950年6月10日，在周恩来、钱之光和中共驻香港的代表张铁生的缜密安排下，卢作孚从香港九龙柯士甸路寓所出发，经新界由宝安(今深圳市)抵达广州车站，继而循京广铁路到达北京。6月1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在北京怀仁堂隆重开幕，卢作孚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会议，并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在京期间，他两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但当时的民生公司由于连年战乱，已到了“外无以偿外债，内无以供开缴”，卢作孚此时向中共主动提出的公私合营的方案，并获得了周总理特批的贷款。
关于后来卢作孚自杀的原因，卢作孚的儿子卢国纶专门写了回忆录《卢作孚之死》，根据卢国纶的回忆，卢作孚的去世，直接原因是“五反”期间，一个叫关怀的亲信随从对他的揭发所致。
“关怀是原民生公司‘虎门’轮的年轻服务员，父亲离港返京前调他来担任通讯员，把他从香港带回内地，虽然跟随父亲一起工作的时间不长，但父亲让他住在家里，抽出时间亲自教他学文化，对他可谓仁至义尽，关心备至。可是在2月8日大会的前几天，这个年轻人不知何故，忽然搬出了我们家，在开会时又上台去‘揭发’，表面上是揭发张祥麟，实际上矛头直指父亲。会后，父亲把关怀找到办公室谈话，……但关怀拒不接受父亲的劝告，并且有恃无恐，态度非常不好，这对于父亲无异火上浇油。”
“父亲一生光明磊落，洁身自好，对旧社会奸商拉拢贿赂官员、贪污舞弊的行为一向深恶痛绝。此刻，他很难理解用私人工资收入招待同事这样的正常交往怎么就成了腐蚀干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怎么会如此对待他?父亲是一个视人格尊严为生命的人，这样无端的侮蔑和侵犯，他绝对不能接受。可以说，2月8日的大会对于父亲是一个极大的刺激，直接成为他当晚自尽的导火索。”
关怀的所谓揭发检举，可以说是让卢作孚走上不归路的最后砝码。
关怀是原民生公司“虎门”轮的服务员，卢作孚离港返京前，调他来担任通讯员，把他从香港带回内地，虽然他跟随卢作孚一起工作的时间不长，但卢作孚让他住在自己家里，抽出时间亲自教他学文化，对他可谓仁至义尽，关心备至。
有的文章提出疑问和判断：关怀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因为这件事，在历史长河的浪花中浮出来了一下，就再也无声无息了。他的这个举动，甚至无法拿“忘恩负义”、“鲁莽幼稚”甚至“阴险”来评价，这是一次彻头彻尾的疯狂行为。他这样做，是何居心？究竟是受人指使，还是头脑一热？从他提前几天就从卢家搬出来的前兆看，当是有备而来。
后来，卢作孚先生的好友、民主人士张澜和张乔啬谈论卢作孚死因时说：据说他的一个跟班是国民党特务，被安排在他身边，甚至还随他进出中南海，还威胁他。这大概可以解释上面的疑问了。据说服务员关怀也因“台湾派遣特务”嫌疑，后来被公安部门逮捕。
1952年5月1日，在首都庆祝国际劳动节时，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十分惋惜地对张澜说：“作孚先生是一位人才，真可惜啊！”
可见，卢作孚先生的自杀本是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引起的偶然事件。即便实业资本家卢作孚与毛主席理念不合，那冲突也根本不可能发生在三大改造还没开始的1952年初。钱理群老师关于卢作孚死因分析的文章通篇都是毫无根据的诛心之论。
钱理群老师关于卢作孚死因的分析，折射出了其人的历史认知的逻辑水平，这种逻辑恐怕不仅仅是自由派与毛派分歧的根源，也是乡建派与毛派分歧的根源。
笔者上月底整理了一篇《被误解的毛主席，被误读梁漱溟的晚年谈话》，其实是想借整理梁漱溟的思想，与乡建派能够形成一些对话。乡建派作为当前一支重要的社会进步力量，其参与者及主导者既有为了消除鲜明的政治色彩给自身生存带来威胁而主动采取的去意识形态化（社会主义革命）措施，参与者及主导者内心深处恐怕也有不少主动的去意识形态化的成分。所谓“去意识形态化”这个词其实并不准确，毛泽东讲“思想文化阵地我们不去占领，敌人就会占领”。所以，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意识形态对决的时代，即便是所谓的进步团体、进步人士，去掉了“社会主义革命化”的意识形态，只能被资产阶级改良的意识形态攻占。
乡建派完全没必要因为历史的遭遇和现在的状况，将与当权有血亲关系的毛派当作敌人来对待和防范。若论乡建，毛主席才是近现代中国无出其右的最伟大的乡建运动者。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历史时期，毛主席始终把农民问题看作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一直在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
乡建运动者们兴办教育、改良人心和文化、组织农民，等等一系列具体举措在新中国毛主席领导的这场真正的乡建运动中都有具体实施；消灭土地剥削制度、将农民从数千年的封建专制桎梏中解放出来，更是乡建运动者们不敢想、不敢干的，但也同样是他们中的很多代表人物所不认同的——他们只接受改良、反对激进的革命。
新中国成立以后，梁漱溟与毛主席发生了争论、晏阳初出走美国、卢作孚遗憾自杀，这几位代表人物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遭遇各自有其偶然性，但站在乡建运动者的角度又有着某种历史必然性，以至于钱理群老师要将卢作孚的自杀归咎于卢作孚与毛泽东巨大的理念分歧。但作为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钱理群对毛主席的误会还是太深重了，公开顶撞毛泽东的梁漱溟活得好好的，一切待遇还照旧；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家族过的也很滋润，到80年代以后还能东山再起……当然，毛主席也不在乎自己个人被误解；乡建运动缘木求鱼、再走一遍弯路恐怕才是毛主席在天之灵真正担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