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把这些牺牲的烈士及其付出的生命和鲜血代价，看作是一种“心理负债”，看作是生者对死者无可改悔的承诺。所以，无论有多少人反对他，他依然坚持继续革命——继续革命者的理念并继续革命者对于人民的承诺。
他1965年5月重上井冈山时，满怀深情地追忆了他曾经的战友，那些曾经的鲜活的生命和青年人的面孔，毛泽东以背负“心理债务”的债务人自觉一一提到卢德铭、何挺颖、陈毅安、王尔琢、张子清、员一民、宛希先、伍中豪、胡少海等人的名字。
然后，毛泽东以债务人的自觉说：“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苏联的政权变了颜色，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报复。”而中国共产党也谈不上完美，“做官有特权、有政治需要、有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忽左忽右，形左实右，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蜕化和变质，苏联就是教训。”(马社香《前奏》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156页)
还有一种人把烈士的鲜血看做是自己的“政治资本”，由此他就获得革命的当然代理人资格，以权力的化身、人民利益的当仁不让的代理人自居。这样，革命和牺牲就成为这种人完成政治资本积累的一个自然过程，把历史粉饰、虚饰成为代理人的英明伟大就成为唯一选择。马克思曾经说过资本主义制度下有着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这体现的是资本家群体对于货币资本积累的无限欲望，一些人既然把革命历史想象为政治资本的积累过程，就必然地与资本家的积累逻辑具有可比性……这其实并不难理解，无非是共产党官场中间有一拨人获得了优先展示其“政治资本积累”数量的绝对机会，如此而已，岂有它哉!时光无法倒流，历史一经发生就再也不可能改变了，但是，声称自己的政治资本积累多寡的机会却是随时变化的，这与某些历史人物毫无原则地占据展览馆的大量篇幅是一个逻辑。
孔夫子说过“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孔夫子区别出的两种不同的“道”与“人”的关系的理解方式，在历史和政治场域中间具有永久的普遍性；而孔夫子的优秀学生曾子则提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他们所谈到的其实就是一种债务人的自觉。那些自认为应该“以人弘道”的人，往往愿意奉献出热血乃至生命，张子清负伤之后还要把稀缺的药品让给别的伤员，这就是一种债务人自觉——为了“道”我付出的还远远不够，而毛泽东念念不忘那些年轻人的名字，到后来不惜与强有力的当权派阶层决裂，不怕摔得粉碎，这也是那种“人能弘道”的债务人自觉起作用的结果。反过来，那些把革命经历视为资本积累过程的人，毫无例外地信奉“以道弘人”的信条，他们往往把自己臆想为革命的代表或者真理的化身，由此要求权力和特权，由此自认为有资格排斥群众的权力和批评。
对于政治和历史来说，债务人和债权人叙事是毫无共同之处的。毛泽东想要以债务人自觉去否定债权人自觉，结果就成为精英阶层的死敌，他一停止呼吸，他生前告诉同志的“五不怕”就应验了。毛泽东是预先知道这一后果的情况下做出选择的，这完全是曾子那种“死而后已、不亦远乎”的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