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着前苏联的民主实践以及毛泽东等革命领袖们的设计，要建立人民当家作主，也就是多数人得利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就必须废除剥削，即不能形成富有阶层。对此，通过建国初期的各种强制手段以及“公私合营”、“走合作化”道路等改造措施，基本上是达到了这一目的。于是，毛泽东信心满满，并认为这才是中国人要实现的不同于西方的“大民主”。但很快，他就否定了这一认识。原因是出现了新的情况。
这新情况就是新的权贵阶层的出现。这个问题首先是毛泽东从苏联党的民主制度的变化及其走向中发现并意识到的。即毛认为苏共的干部队伍已经蜕变为了新的权贵阶层，这个阶层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已经修正了马恩列的主张，即开始脱离人民，背叛无产阶级革命的宗旨。是故毛非常担心中国党的干部队伍也会重蹈苏辙。而苏联后来的轰然解体，也有力地证明，毛对苏联的看法及预测都是不错的。
旧的剥削老百姓的阶级被铲除了，可又产生了新的欺压、奴役人民的权贵阶层，这就等于是“城头变幻大王旗”，即赶走了蒋介石，有来了个毛介石。这显然是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于是，“反修”、“防修”——教导、告诫，甚至是一遍又一遍，可效果都不是很好，最后，终于爆发了文化大革命。
毛主席曾经说过：“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毕生付出的精力就要付诸东流了。”显然，这个“很大”的“阻力”，是来自于党的内部。也就是说，这时的中共虽然还没有像苏共那样形成权贵阶层，但是许多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对走什么路的问题，对人民当家作主，以及更具体的“为人民服务”的问题，已经开始漠视;对“反修”、“防修”的重要性，更是不以为然。再具体点说，革命胜利了，应该享福了;权力有了，应该富贵了，这是当时许多党员干部的真实想法。而这——才是这“阻力很大”的真实原因。而解决这类的思想认识问题，靠一般性的批评、教育，显然的已经不好使。于是毛只好是依靠人民群众，也就是依靠他所认为的“民主”的方式，来解决这个民主的问题，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当然，这还只是内因，而在外因方面，即中外敌对势力的颠覆与渗透，即其与内因的沟通与搅拌，那则更为复杂。
毛发动文革，也就是试图通过人民群众来触及、教育党的领导干部，使之警醒而避免路线的大面积修正。同时，鉴于苏联的情况，毛还进行了一些策略性或者说是技术性的处理，那就是在各级班子中“掺沙子”，安排工农兵干部。并在“革命委员会中”将这一做法制度化，以防止突如演变。
人的思想认识的转变，不可能是立竿见影的，因此，文革这场触及人的灵魂，拨动人的世界观的大革命到底有没有效果，有多大效果，这一时半会是无法看清。是故毛晚年在写给周恩来的一首诗词中，有些悲苦地说道：“当年忠贞为国筹，何曾怕断头。如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业未竟，身躯倦，鬓已秋。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与东流。”这时毛已经是82岁的高龄，其体力，心力都已经不支，而这首词，正是他当时因心里没底而担忧，又因心力不逮而无奈的真实心情写照。
当然，文革后来被否定了，原因是走资派翻案了。但文革的一项最大的功绩是无法否定的，那就是它教育了人民大众，武装了人民的思想。而前苏联式的解体，之所以没有在中国发生，这正是人民觉悟的结果，是文革的功绩所在。甚至可以说;49年的解放，还仅仅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一次身份性的解放，而经历了文革，中国人民才真正地完成了与其解放了的身份相适应的思想上的进步与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