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毛泽东崇尚我国传统文化，对接触甚少的资本主义文化一般采取虚无蔑视的态度，追求闭关锁国的乌托邦”;有人说，“建国以后，由于各种原因，曾经形成了长期基本闭关锁国的局面”。类似这样的说法还有不少，在网上也很流行，产生了不良影响，对青年人的误导则尤其大。
“闭关锁国”的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国处于被西方敌对势力封锁扼杀的状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认为只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施加压力，新中国将会是一个短命的政权。
1949年11月，美国等14个资本主义国家，在巴黎成立了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封锁、禁运的组织——“巴黎统筹委员会”，尤其将中国作为封锁的重点。特别在1951年以后，美国又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对中国实行“禁运”的提案，企图扼杀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这次“封锁、禁运”直到1972年2月签署中美上海联合公报为止，持续达22年之久。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这20多年，人家不让我们进入西方市场，自然就没有现在意义上的对外开放”。
即使面临着西方敌对势力的封锁、禁运，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也没有放弃对外开放。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把“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列为一大关系，并指出：“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并具体说道：“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历史事实表明，毛泽东为打破美国等西方大国对我国的孤立、封锁，扩大对外经贸往来，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因此，说什么毛泽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是毫无根据的，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毛主席对待“闭关锁国”的态度
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着眼国家建设，一直设法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1953年12月，中国首先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不同意识形态的社会制度的国家，在相处中实行对等的约束和自我约束。它不仅包含了处理国家间政治关系的原则，同时也包含了处理经济关系的内容。1954年7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结束“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努力创造条件，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毛泽东还特别强调：
【“增强外交工作阵营。为保护建设和工业化，没有外交阵营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1954年8月24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以英国前首相艾德礼为团长的英国工党访华代表团，并进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谈话。毛泽东向客人们介绍中国的国情，以说明为什么中国那么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他说：
【“中国是一个正在开始改变面貌的落后国家，经济上、文化上都比西方国家落后。但是现在正在开始改变面貌，已经取得了改变的可能性。中国是农业国，要变为工业国需要几十年，需要各方面帮助，首先需要和平环境。经常打仗不好办事，养许多兵是会妨碍经济建设的。如果诸位同意的话，我们要继续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想，这也是英国、法国所需要的。我们的国家现在还很穷，如果能得到几十年和平就好了。你们赞成吗?如果赞成，就让我们订一个条约，当然不是今天下午订，订个几十年不打仗的条约。谁要打仗，就反对他。我们没有别的本钱，只有一桩，就是老百姓。”】
毛泽东还特意提到了美国。他说：
【“中国、苏联、英国和其他各大国都靠拢些，也包括美国在内。希望美国也采取和平共处政策。美国这样的大国如果不要和平，我们就不得安宁。这个工作英国人好做，因为我们和美国人彼此骂得很厉害。”】
195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会见杜洛克率领的法国共产党代表团的时候，就问杜洛克：“你看法国政府能否摆脱美国干涉，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在贸易上能把成套设备卖给我们，很久还是不很久，你如何估计?”毛泽东进一步说明，我们想要与法国进行的交易不是指一般的做生意，是说替中国设计工厂、供应装备、安装装备并教会中国工人开动机器。杜洛克答道：“我们在这方面可以做一些工作。”
毛泽东于1957年5月和1963年9月，两次会见担任过两次法国总理的富尔先生，并与其深入交谈。富尔第二次访华实际上是担负建交谈判任务的，因此他回去后中法即宣布建交。
在1957年5月的会见中，当富尔向毛泽东夸赞中国取得的进步时，毛泽东真诚地向客人强调，新中国确实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比较起来成绩还很小，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毛泽东说：“你们亲眼看到我国的情形。看到我们是多么落后。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他特地请富尔介绍了法国的农业情况，作为借鉴。
在富尔谈到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问题时，毛泽东作出极具寓意的回答：
【“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绝不依靠苏联。如果我们曾向苏联要求专家和机器，那是因为我们有这种需要，我们不能没有这一切。但是专家工作完毕后，还是要回去的，而且我们所取得的东西，全部是要付出代价的。”】
19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的对外经贸发展遇到严重困难，毛泽东更多地考虑如何发展同西方的经济合作。他对法国议员代表团说:
【“我们反对资本主义，你们也许反对共产主义。但是，还是可以合作。”
他甚至提出：在一定时候，可以让日本人来中国办工厂、开矿，向他们学技术。但是，由于西方的继续封锁，只从法国、英国引进了一批汽车和石油化工制造设备。
毛泽东先后四次会见来华访问的老朋友，美国记者斯诺。在交谈中表达与美国改善关系的期待。毛泽东特地提到在提高生产力方面要向美国学习。实际上，毛泽东一直思考如何向西方国家学习，提高生产力。他在1956年4月在会见丹麦驻华大使时，提出要向丹麦学习，准备派两个代表团去丹麦考察农业和合作社。毛泽东向大使还表示，中国虽然地广人多，但力量还很弱，愿意向世界上所有国家学习，【“如果美国人愿意的话，我们也愿意向他们学习。”】
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打开市场
尽管西方国家的封锁和禁运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很大困难，但在“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指引下，中国的党和政府着眼中国国情，集中力量办大事，通过工业化，为积弱积贫的新中国打下钢筋铁骨，实现“站起来”的目标。在此期间，中国利用一切机会，特别是利用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开拓了与西欧和日本的民间贸易渠道，为打破封锁和禁运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取得伟大成就，影响了整个世界，更影响了美国。特别是【“(1964年)10月16日，中国宣布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美国不得不面对一个新的核大国已经崛起的事实。”
“美国朝野逐步认识到，或者说是体会到，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影响日益增强并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承认。美国企图长期孤立这样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拒不与之来往，既不合情理，也做不到。美国处理对华关系中的这种内在矛盾到60年代中期已经基本上无法再协调下去了。”(陶文钊：《中美关系史 (1949-1972)》第314页、31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1966年3月，美国198位专家联名发表公开声明，呼吁美国政府面对亚洲的现实，采取灵活的对华政策，与中国建立联系。这样，美国舆论已经为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创造了条件。
1969年3月的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发生后，毛泽东立刻预料到这个事件会对美国决策者们产生重要影响，将会促使美国方面加快对华政策的调整步伐。果然，6月17日，在尼克松的鼓励下，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受斯菲尔德在访问柬埔寨期间致函周思来，要求会见周恩来。7、8月间，尼克松在出访亚欧途中也多次声明：“美国不同意苏联关于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美国决不参加孤立中国的任何安排”;他向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总统表达了美国改善对华关系的愿望，并且委托两国元首担当“信使”，向中国转达美国的意图。1971年2月25日，尼克松在国会发表了题为《建构和平》的外交政策年度报告。报告用专门的章节讨论了中国问题，表示“美国准备与北京对话”，“美国乐于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大家庭中扮演一个建设性的角色”。
1971年春，毛泽东主导的“乒乓外交”，突破性地将中美关系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四月十四日，尼克斯宣布结束已存在二十年的对我们两国间贸易的禁令。中国迅速抓住当时西方国家发生经济危机，急于寻找海外市场的机遇，积极行动，加快对外开放步伐。中美贸易额由1971年的不足500万美元急增到1973年的8.05亿美元。更重要的是，很快制定和推动从西方国家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四三方案”的实施。
“四三方案”首先针对人口迅速增长带来的物质匮乏的问题，引进重点放在解决人民吃饭穿衣的项目上，主要是化肥和化纤工业，这两方面用汇占总额的50.7%，冶金及能源工业降到了次要位置，各占20% 左右。引进的成套技术设备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陆续投产后，我国人均纺织品年消费量从1965年的19尺，提高到1978年的25尺，1982年进一步提高到32尺，使中国人民在1984年告别了“布票”。通过引进化肥技术设备，我国年产尿素 1593万吨，肥效接近小化肥的三倍，可增产稻谷 6500万—8000万吨，占2000年全国粮食产量的 16%。九十年代初，中国人民告别“粮票”，引进化肥项目功不可没。
所有这一切证明，新中国成立后的二十几年中，中国同美国等西方国家没有多少贸易往来，不是我们"闭关锁国"，而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我国经济封锁造成的。这个历史事实是不容篡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