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和我们心连心》这部纪录片创作于毛泽东逝世两年后，真实再现了毛主席主持开国大典及视察、走访、接见的情形，在当时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情感共鸣，缅怀了毛主席的丰功伟绩，抒发了全国人民的深切怀念。
我当知青时的经历
1975年，我背着背包插队到豫北一个小村当了插队知青。这个村不大，两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30多户人家，大人孩子合计100多口人。
农业生产状况
大队打了一眼机井，两个生产队伙用，村周围的地浇灌问题得以解决，远处的地，需要拉着柴油机、抽水机，抽河里的水浇地，全部实现水浇地，大块田地，从犁、耙、种，都是公社拖拉机站负责，小块地，由牲口拉着犁、耙，人工耕种。生产队买了四轮拖拉机、手扶拖拉机各一台，淘汰了马车。1975年，公社组织大队干部到大寨参观回来后，开始喷灌作业，设备是公社提供的。小麦和玉米两季产量突破了一吨粮，除去交纳公粮后，卖点余粮，然后按工分分配，家家不缺粮。
副业生产状况
队里种了不少菜地，将蔬菜卖到城里;建有砖瓦窑，也有一笔收入;种植有一个果园，桃子成熟后获得一笔收入。后来相应号召办社队企业，生产队底子不厚，上了一个生产木粉的小企业，知青发挥了用场，负责小企业生产，也有不错的收入。比起周围大点的村，企业规模就差远了。副业收入支撑了村办小学的费用，民办教师的工资和学生的学杂费，两个生产队摊钱负担。年底算账，一个劳动日10分，8毛钱，每月合24元，比起当时工人30元，略略低了点，不过这是队办企业刚起步。
大小队干部不脱产
队长有正副两个，领着大家干活，工分与大家一样，就是算一级干部，政治地位高一点，全队的生产、社员派活都是队长负责，队长在时每天上午、下午各休息一次，队长不在时休息时间略长一点。支书除了去公社开会，其他时间一样干活，工分与大家一样。
觉悟最差的人
村里社员觉悟都很高，没有偷鸡摸狗现象，更谈不上违法犯罪。村里有个青年男子，威信最低，原因是该人常常借吸烟为名在干活时坐下休息。每人每天多少工分是大伙评的，干活不积极的工分就低。队里两名孤寡老人享受“五保户”待遇，农忙时，老人坐不住，往地里送水送汤。
城里机关支农
每年三夏季节，城里机关人员会到农村来支农，帮助割麦子，镰刀、草帽都是自备，自己带饭菜吃饭，实行这一制度是帮助农忙，防止不劳动的人变修。
当了民兵排长
经过几个月的表现，我被任命为民兵排长，领到一枝“汉阳造”步枪，三夏、三秋季节，组织队里青年巡逻，防火、防盗、防破坏，公社武装部组织训练了十五天，学习、拉练、打靶、扔手榴弹。
生产队没了
后来，我从农村入伍到了部队，时时关心我劳动两年的小村消息。听说地分了，单干了，拖拉机没有办法分，撤开零件分了，机井用不成了，早已荒废了，社队企业自然倒闭了，农民卷着铺盖卷天涯海北打工去了。
有人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和工农相结合道路是剥夺了青年受教育的权利”。
这种说法是偏面地认为只有课堂的书本教育才是“受教育”，接受实践的教育不是“受教育”。
明显的事实是，人的知识是由书本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两部分组成的。单纯的课堂书本教育，不能代替必要的实践。书本知识本身也是他人实践经验的总结，只是把一般的普遍的规律进行了归纳，反映的是“共性”。而实践中我们遇到的事物都是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个性”，这也就是为什么列宁说：“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并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因为只有通过对事物“个性”的解读，才能深刻认识事物的“共性”本质，这只有靠自己的实践才能获得，别人是无法替代的。
历史事实证明，人类是通过实践才获得的对自然界和社会的认识的。并且是通过反复实践，反复总结，不断提高的。知青们在农村和农民一起参加物质生产实践，在实践中获得提高。不仅利于他们认识具体的客观世界，也利于他们培养工农感情，理解书本中的一般规律。正如德国伟大的诗人歌德说的：“相信生活，它给人的教益比任何一本书籍都好。”
当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再教育”，就是针对知识青年只接受了书本教育，脱离工农，脱离生产实践而提出的。是为了使年轻人具备完整的知识，今后能够担当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任。
这种观点，也明显与知识的形成过程是相违背的，把“知识”和“实践”对立起来了，没有看到二者是“对立统一”的——“理论源于实践”，也不利于青年人成长为知识全面的人。至于把到农村去看成是“降低人格”，是“屈辱”，更是封建主义思想“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残余，蔑视从事农业体力劳动的农民，直接否定了处于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农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即便按照这种观点，真的是上山下乡使得青年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吗?我们看看没有上山下乡后的教育状况，就明白了。
有人说——，“我初中都没有毕业，怎么就成了“知识青年”?
这是在掌握书本知识程度的衡量体系中，知青和农民所处的位置以及参照物不同造成的误解。衡量知识的多少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目标值，是相对而言的。小学生以中学生为参照物，可以说自己比中学生没有知识;中学生以大学生为参照物，可以说比大学生没有知识;大学生以教授为参照物，可以说比教授没有知识。即便是教授，他也只能说，在自己研究是领域有知识，跳出了自己研究的领域也没有知识。对于农民中大量文盲来说，在他们眼里，不要说大学生了，就是小学，初中生也是有知识的青年。“文革”前我国根据当时的财政情况，只要求普及小学教育，1982年教育部又发布了普及小学教育的文件，要求到1985年“争取全国绝大部分县普及或基本普及小学教育”。而且因为财政困难我国直到1986年4月12日，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自1986年7月1日起，才在全国推行九年制义务教育。所以在上世纪6、70年代将初中生称为“知识青年”并不奇怪。
如果换一个掌握实践知识程度的衡量体系，那就倒过来了。我们都知道，凡是到工厂去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不论是小学、初中，还是高中毕业生，一律被称之为“学徒”，由工人师傅教你实践知识。让你接受实践知识的“再教育”。知青到农村去也是一样，要“学徒”，由农民教你实践知识，让你接受实践知识的“再教育”。
有人说——“农民没文化，怎么对我们进行‘再教育’”?
这种说法，是简单地把识不识字，作为有没有文化的标准了。把老师注入式的讲，学生被动的听，作为教育的唯一方式了。
考察世界各民族的文化，我们就会发现，各民族的文化无不是劳动人民在生活和生产实践中创造的。文字只是表述文化内涵的工具，把相关的文字组合称之为“知识”，掌握了“知识”只是了解了文化，而文化的内涵是要用行动来表现的。我们说，中华民族勤劳勇敢，是我们这个民族通过行动表现出来的。即便评价一个人的品质，也不是根据他的学历，而是根据他的行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集中表现的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而这些优秀品质是在几千年的农耕社会中形成的，农民是这些优秀品质的载体。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过程中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朝夕相处。农民用自己的行动把这些优秀品质传递给了我们，影响了我们，教育了我们。“身教胜于言教”是公认的最好的教育方式。知青也是在这个过程中领悟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这是一种主动的学习方式，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