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英雄郭沫若：两全家国殊难事，此恨将叫万世绵。
1937年5月18日，南京政府致电郁达夫，谓蒋公对郭沫若“有所借重，乞速归”。郁达夫喜不自禁，一面致信南京，要求先取消通缉，多汇旅费。一面致信郭沫若：“强邻压迫不已，国命危在旦夕，大团结以御外患，当系目下之天经地义”，“万望即日整装，先行回国一走”。
郭沫若长年处于日本军警的严密监视之下。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全面侵华。
1937年7月15日，郭沫若留下遗嘱交给金祖同：“临到国家需要子民效力的时候，不幸我已经被帝国主义拘留起来。但我绝不怕死辱及国家，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惟有以铁血来对付他。我们在物质上牺牲当然是很大，不过我们有的是人，我们可以重新建筑起来。精神的胜利可以说是绝对有把握的，努力吧，祖国的同胞！”
1937年7月17日，蒋公发出号召：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
1937年7月25日，凌晨四点。郭沫若告别安娜和熟睡的孩子。毅然决然朝祖国走来。经过一天的斗智斗勇，郭沫若化名杨伯勉，与当天晚上六点登船回国抗战。
1937年7月27日，郭沫若抵达上海。发表演讲：
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
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
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
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
1937年8月6日，国民政府取消对郭沫若的通缉令。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
1937年8月24日，郭沫若来到抗日最前线。作了《抗战时期青年的任务》的演讲，整个演讲进行了大约一个小时。演讲完毕，青年们起立热情鼓掌表示感谢。郭沫若挥笔题写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八个字，并签上了名，表达了其“为赴国难而来，当为祖国而牺牲”的精神。
1937年10月初，郭沫若赴第八集团军司令部与张发奎会面。
1937年10月6日，《救亡日报》头版头条登载了郭沫若张发奎并肩而立的合影。正在苦战的上海抗日军民，看到大文豪郭沫若居然在抗战最前线，军心民心一时盛极。
1937年淞沪抗战，整个战役期间，郭沫若坚持战斗在最前线。由于郭沫若的知名度，北伐战争又是中将。所以，日本人曾经认为郭沫若是淞沪会战的重要指挥官之一，并认为郭沫若至少指挥了5万国军抗战。并因此在1937年10月逮捕了安娜，严刑拷打，关了一个月。
1937年11月上旬，郭沫若得知安娜被日本军警严刑拷打。
1937年11月20日，郭沫若写下《遥寄安娜》：
相隔仅差三日路，居然浑似万重天。
怜卿无故遭笞挞，愧我违情绝救援。
虽得一身离虎穴，奈何六口委骊渊。
两全家国殊难事，此恨将教万世绵。
1937年11月12日，淞沪会战失败。国军转进。
1937年11月27日，郭沫若撤离上海。
田汉曾经如此评价郭沫若在淞沪会战的伟大作用：“在前期的上海战役中，沫若的贡献实无可否认地大。”
杭州沦陷后，武汉警备司令陈诚致电郭沫若： “有要事奉商，望即命驾。”
郭沫若不屌他，去长沙找田汉。周恩来劝说下，郭沫若答应出任三厅厅长。
1938年4月1日，郭沫若出任三厅厅长。再次被国民政府授予中将。
1938年6月11日，武汉会战爆发。
1938年10月27日，武汉沦陷。
1938年10月27日晨，郭沫若中将作为最高级将领最后一个撤离武汉。
同一时期，胡适在干什么？胡适在劝蒋公同日本和谈！劝蒋公承认“伪满洲国”！劝蒋公“放弃东三省，可继续剿G50年”！
同一时期，沈从文在干什么？沈从文在公开污蔑郭沫若的三厅浪费了国民政府大笔资金。而实际上在长沙会战前，国民政府根本没有给三厅厅长郭沫若任何资金！武汉会战，三厅运转，几乎全靠中共和郭沫若及武汉民众的捐款维持！
现在胡适、沈从文这种伪君子最受欢迎，一会民主，一会自由，实际上就是为了他自己，郭沫若在民族危亡之际挺身而出，与千百万民众共命运，是真正的爷们！
看看下图，叶挺，张发奎，都要请郭沫若站C位！
这就是历史，郭沫若在民族大义面前，是顶天立地的爷们！中国公知祖师爷胡适，给郭沫若提鞋都是不配的！
小花絮：连蒋公都看不起京巴胡适
1937年8月19日。胡适之又觐见蒋公。胡适之还没开口，蒋公就给了他一顶高帽子：【 即日去美国”进行抗战宣传。】
胡适之踏上了去美国的征程——中华民国驻美利坚合众国大使。
胡适之到了美国后,采取四不政策：【不宣传，不借款，不买军火，不办救济事业】。
那他整天在美国干嘛？
答：
1939年，哥伦比亚大学授予胡适之名誉法学博士。
1940年，美国8所大学分别授予胡适8个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1941年，胡适在美国被授予博士学位5个，还抽空在加拿大弄了2个！
1942年是胡适又弄了10顶博士帽，都是美国大学授予的。
抗战最艰苦的几年，胡适之在美国一共弄了26个博士帽！
蒋公那个气啊！我派你去干啥去了啊？派你去逮波斯猫的吗？
所以，1942年，蒋公说：【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
胡适竟然是這样一个人媚日卖国的人
有人否定过去对胡适思想的批判，说是“浪费了许多笔墨、时间和精力，终成为‘竹篮子打水，一场空’”（《胡适还是鲁迅》第116页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有人把胡适封为“中国新文化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把《胡适全集》中包括对外妥协投降对内反共的著作，一概赞颂为“壁立千仞的传世名作”，要使之“泽被来者，传诸久远……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光明日报》2003年12月4日B4版）。 有人说，胡适“毕生都在行动……在中国学术史上……甚至政治史上，是空前的，而执大旗作领袖的人物”（《胡适全集《序》）。
实质上，这就是说只有用向侵略者妥协投降的“胡适思想”来主宰中国，要求中国人“走胡适代表的方向道路”。 我们应看到，这些舆论在一定范围内已成气候。有人写道：80年代以后， “关于胡适的著作，以及胡适本人的著作，以各种形式一版再版，其名目之多， 流传之广，几乎超过了胡适生前盛名远播的时期”（《胡适评传》第4页上海古籍 出版社1999年）。有人说什么“近十数年以来，胡适在大陆已成显学”（《南方 都市报》2004年10月2日）。“到了80年代，胡适的思路才被广泛接受”（《鲁 迅与胡适》第466页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有人惊喜说“今天人们在报纸杂志 上阅读到的胡适”比过去受批判的胡适“形象相距十万八千里了”（《胡适还是 鲁迅》第236页）
其实，当年批胡适思想主要是批他的反动政治思想和哲学观点，从基本上看，对“胡适思想”的批判是正确、必要和取得了重大成效的。这个“胡适思想”，能“被广泛接受”，能“在中国普及”吗？这是绝对不能的。为什么不能？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胡适思想”主要的具体表现。
一、“胡适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外向帝国主义侵略者妥协投降
（1）日本逼迫中国签订的《二十一条》条约，胡适是赞赏的。
在1915年日本逼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条约时，青年胡适在《日记》中抄录了《二十一条》条约全文，称赞说：“ （一）吾国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 能柔亦能刚，此则历来外交史上所未见。吾国外交其将有开明之望乎？（二）此 次日人以青岛归我……岂亦有所悔悟乎？”因此他说：“余之乐观主义终未尽销 。”（《胡适全集》第28卷第89页）胡适竟然能从《二十一条》中看到“希望” ，感到“乐观”。
胡适进而发表《致留学界公函》，反对抗议《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爱国学生运动，骂爱国学生们是“理智失常”，得了“爱国癫”（同上第129页）。这是胡适 起来维护《二十一条》了。
我国人民把签订《二十一条》的五月九日定为“国耻日”。胡适又起来作《提议废止国耻纪念》的演讲，说“这种机械的纪念，毫无意思。”（《胡适全集》第29卷第240页）实际上，这是胡适不愿刺激日本，得罪日本。
直到1929年，胡适仍尊卖国贼袁世凯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伟大的英雄”（《胡适全集》第3卷第782页）。显然，胡适是赞赏《二十一条》，支持袁世凯妥协投降的卖国行为的。
在这里应该指出：胡适的论调和日本右翼侵略势力制造的舆论一样，日本新教科书也说“二十一条……要求日本人作政治、财政和军事顾问以及大量购买日本制武器”是“希望条款”，不存在“强迫”的问题。也说这是中国人自己“制造了‘二十一条要求’的名称”，是中国人制造“反日舆论”。
二、日本侵占我东三省。胡适妥协投降思想的表现更突出：
①胡适支持蒋介石不抵抗政策。1931年“九一八”日本侵占我国东三省，蒋不抵抗，胡适说：“我情愿亡国”，“决不主张对日作战”（《胡适全集》第21卷第610、617页）。胡适不仅“反对对日作战”，“反对对日绝交”，还亲自另搞一个以“兴办实业为宗旨”的“自觉救国会”，来抵制“抗日救亡” 团体（耿云志 ：《胡适年谱》第194页）。
②胡适主张主动向日方让步。他要政府以日方提出的“谈判”条件为基础来谈判，并“自动地主张东三省解除军备，中、日皆不得在东三省驻兵”（《胡适全集》第21卷第478页）。
③胡适主张由国际共管东三省。“国联调查团”的《报告》提出“十条解决的原则及条件”和“东三省自治”，实际是置于“国际共管”之下。胡适表示赞成，说这是“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我看不出有什么反对的理由……我主张由外国教练官协助训练一种特别宪兵”来“管” 东三省。（《胡适全集》第21卷第 518页）
④胡适公开发表文章为日本侵略者出主意。胡适说日本不能用“武力征服中国”，“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可以征服中国”，这就是“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胡适全集》第21卷第603页）。
⑤胡适主张东三省问题“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再说。他情愿以东三省几千万同胞被日本侵略者蹂躏，资源被日本掠夺50年为代价，来支持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继续“剿共”50年。（《胡适全集》第21卷第605页）
⑥1935年，胡适终于主张放弃东北四省。他致信政府，建议“承认”伪“满洲国”。他这个“建议”，是不惜卖国为了支持蒋继续“剿共”（《胡适年谱》第235、236页）。
⑦在日军进而侵占我热河省、染指我华北时，胡适仍坚持妥协，反对抵抗。他说如若抵抗就会“糜烂华北”。蒋介石是事先征求胡适等人意见后，才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的（《胡适年谱》第212、211页）。
在这里应该指出：胡适反对人民群众抗议日本侵略的爱国运动，反对“刺激”侵略者，主张“承认满洲国”。这同日本右翼势力的愿望和所造的舆论也是一致的。日本新教科书就是不承认侵占我国东三省，相反说：“中国人的反日运动激化……”才迫使日本出兵来维持满洲的秩序的（2005年3月24日《参考消息》驻东京 记者报道）
三、胡适反对“西安事变”的抗日要求。
胡适致电指责张学良“名为抗日，实则自坏长城……为国家民族之罪人”（《胡适全集》第24卷第325页）；胡适写文章骂 张学良勾结中共“是背叛国家，是破坏统一”，骂“西安事变是叛国祸国”；骂 共产党是“一群残破无力的土匪”，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共产党“武装叛乱失 败时的策略”（天津《大公报》1936年12月20日第2版）。他的文章由国民党大量 印制后派飞机向西安空投。
四、胡适在“七七”全民抗日战争开始后仍然坚持妥协投降活动
（1）胡适不同意蒋介石“七七”抗战。这在胡适1937年7月31日的《日记》中有记载：“蒋先生约午饭，……蒋先生宣言决定作战，我不便说话，只能在临告辞时说了一句话：‘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他说，‘我知道他，我是要找他谈话’。”（《胡适全集》第 32卷） 因蒋表示决心抗战，当时在场人多，胡适当众“不便”讲妥协的话。
（2）胡适为蒋介石设计对日妥协方案。这在胡适1937年8月6日的《日记》中是这样写的：“回寓见蒋先生约谈话的通知……先作一长函，预备补充谈话之不足。主旨为大战之前要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第一步为停战：恢复七月七日以前之疆土状况。第二步为‘调整中日关系正式交涉’---在两三个月之后举行。” （同上）后因日方不肯让步，此方案未能实现。
（3）胡适支持高宗武、汪精卫一伙人秘密与日方谈判停止“七七”抗战。高宗武是胡适密友、日本通。当胡适看到高宗武、汪精卫对日妥协信心不足时，亲自去为汪、高打气、鼓劲，这在胡适1937年9月8日的《日记》中有记载：“十点钟到铁道部官舍，见汪精卫先生……我劝他不要太悲观……十二点钟到高宗武家，我也劝他不要太悲观……”，胡适劝他们要创造妥协的“奇迹”。（同上）
“后来事实证明，蒋、汪都信托高宗武，要他设法与日方联系”（《胡适评传》第18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出版）。正是由胡适向蒋、汪推荐的这个所谓“有 见识”、“能负责任”的高宗武，果然创“奇迹”、“负责”带汪精卫、陶希圣 等一批胡适的好友去南京成立了汉奸政府。
关于汪精卫在从重庆出逃之前，同胡适等人搞了一个“低调俱乐部”进行对日妥协投降活动之事，据有关史料记载，在“汪精卫出走后，原来和汪精卫一起搞‘和平运动’和‘低调俱乐部’的亲日派何应钦、胡适、熊式辉、陈济堂、何健、张发奎、陈寿农、彭学沛、张道藩、甘乃光、王世杰等人，都噤若寒蝉”（《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第142页1985年1月）。显然，胡适是重要成员。胡适的活动不仅引起公愤，而且国民党元老“程潜在最高层会议上曾指责胡适为汉奸，居正声言应该逮捕胡适”（《胡适评传》第188页）。只因蒋介石要继续依靠胡适 保持与日方的“联系”，才未逮捕胡适。
现在，日本《新历史教科书》就是把战争责任推给中国共产党的。说什么中日战争是由于“‘西安事变’……共产党获得了喘息，共产党员潜入国民党内部，大肆进行将日本引入战争的破坏和挑衅活动”才发生的（2005年3月24日《参考消息 》驻东京记者报道）。说什么战争发生后“日方曾谋求和平解决”（转引自《人 民日报》2005年4月12日）。这同胡适的观点一致，都是竭力反对“西安事变”促 成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在抗日战争发生后，胡适也竭力要求蒋介石、汪精卫谋 求与日本“和平解决”，停止抗战。侵略者和投降派都反诬共产党和革命人民“ 挑起”抗日战争。
五、胡适和汪精卫的妥协投降的观点和理论相同
（1）胡适的观点是弱不能与强斗。胡认为如果对日本这个又富又强武器精良的国家“作战”，“我们在战争中将毫无所获，剩下的只是一连串的毁灭、毁灭和再毁灭。”（《胡适全集》第23卷第76页）因此他说“我情愿亡国”也不愿抗日“作战”。他还认为如果我方想靠“增兵备”以自强来“救中国之亡”亦不可能，因为彼方的“兵备亦必继长增高……则吾国之步趋其后亦无有已时。”（《胡适全集》第27卷第585页） 这就是胡适的形而上学的“唯武器”论和弱者永远是弱者的“宿命论”观点。汪精卫也说如果中国对日作战，结果只会剩下“一片焦土”。
（2）胡适还有一个“洋奴观”。就是他认为中国人只配给洋人当奴隶，因为中国一切都不如外国。胡适说中国这个民族是“又愚又懒的民族……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长进的民族……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知识……文学……音乐……艺术……连身体都不如人”（《胡适全集》第4卷第666、667页）。汪精卫也说中国一切都“不如日本”。
（3）胡适和汪精卫还有相同的“国家观”。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实质是要求“抗日爱国”，胡适认为这是“叛国祸国”。胡适还说“向来抱着国际主义的共产党”也是“绝对不可能爱国的”（1936年12月20日天津《大公报》胡适文）汪精卫也说“共产党是国际的……中国让共产党发展下去那真是亡国了。” （转引自《百年潮》2005年第3期第69页）
汪精卫宁愿让中国“亡”给日本，也不能“亡”给共产党。汪说亡给异民族日本不是真亡国，就像历史上的“辽、金、元、清进入中原，最后还是被我们同化了”，“日本也一样”“最后会被我们同化”。因而汪精卫说降日“不是卖国，而是真正的爱国”（同上）。胡适也说他是“情愿亡国”（“亡”给日本），“反对对日作战”。胡适也认为“国家”不能“亡”给共产党。胡适和汪精卫的国家观是一致的。
请问：如上所述，胡适是个一贯主张对帝国主义侵略妥协投降的代表人物，包含众多妥协投降著作在内的《胡适全集》能被一概赞颂为“壁立千仞的传世名作”用它“泽被来者”吗？胡适能被封为“中国新文化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吗？能被封为“在中国政治史上执大旗作领袖的人物”吗？中国人“能走胡适代表的方向道路”吗？那是绝对不能的！
胡适是个政治人物兼学者的历史人物。本文主要揭露他的反动政治面貌，至于他在文化学术研究方面的功过，是应该另外研究的问题。
历史证明，侵略国必然要在被侵略国找妥协投降派为其代理人，被侵略国的妥协投降派也必然要找侵略国为其靠山，从而达到相互勾结，共同鱼肉人民的目的。现在这内外两种势力都在大造舆论，准备重演历史。
日本右翼侵略势力造侵略“有理”、“日中战争是为拯救中国”的舆论，显然是为重温再侵略的美梦。我们必须做到有备无患。
国内为妥协投降派胡适翻案造舆论又为什么呢？有人说:“退回去……百年回首，走胡适代表的方向……这是全人类都要走的必由之路。”（《胡适还是鲁迅》第31、33页）这就把他们的罪恶目的说得再明白不过了。这岂不是等于说中国人是“方向”错了，“路”走错了，现在应该回过头来走胡适的投降帝国主义之路了吗？
周恩来说得完全正确：“胡适直到生命的了结”始终是“死心塌地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周恩来选集》下册第358页）为胡适翻案者所造的这种舆论，不就是要恢复帝国主义对中国一百多年的侵略和殖民统治吗？ 中国有一百多年当半殖民地的历史，帝国主义者所培植的胡适那样的人及其思想 ，不但没有消失，而且有人在继承、复活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