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南方休养，到1975年4月13日回到北京，前后十个多月，他先后在武汉、长沙、南昌、杭州停留，他曾对金日成说，这回去了湖北、湖南、江西、浙江几个地方。由于国内政局的干扰，休养和恢复健康的目的并未达到。从1974年5月起，他关注中国历史上的文学作品，从赋到词，在杭州他健康情况不佳，作为休闲他又要求读和听大量宋元词曲。他怀着特殊的感情，借助于作品，抒发心中那凄怆、悲凉而又充满豪情的伟人情怀。
从1974年5月10日起，毛主席通过姚文元要我们标点注释印制的大字本，大都是文学作品，先是庾信的《枯树赋》、谢庄的《月赋》、谢惠连的《雪赋》、江淹的《别赋》与《恨赋》。
1975年3月21日，下达要我们注释印制洪皓的《江梅引》及明人汤显祖的《邯郸记·度世》，上面指定节选其中的二小节。
4月4日下达了标点印制大字本王安石的《桂枝香》，张孝祥的《六州歌头》，陈亮的《念奴娇》、辛弃疾的《贺新郎》、《摸鱼儿》、《水调歌头》、《永遇乐》、《水龙吟》、《汉宫秋》、《破阵子》，蒋捷的《梅花引》、《虞美人》、《贺新郎》，以下还有萨都剌的《念奴娇》(《百字令》)、《满江红》、《木兰花》，此外还有白居易、张元幹、陆游、吴潜、吴锡麒诸人的作品。
这些任务，在《毛泽东年谱》上都有相应的记录。前面我只介绍了那几篇赋和张元幹的《贺新郎》与洪皓的《江梅引》，其他词篇的内容都没有涉及。
为什么毛泽东的兴趣一下子都转向这些方面呢?那时毛泽东正在杭州汪庄养病，我当时多少预感到毛主席健康情况不好，心情抑郁，假豪放派的词来激励自己的精神，但是具体情况究竟如何，我们当时并不清楚。
逄先知与金冲及编著的《毛泽东传》透露了一点信息，《毛泽东年谱》出版以后，我对毛泽东当时的健康情况及其思想感情，体会得就更深了。这些作品反映了他怀着什么样的情绪和爱好，他关怀什么，也多少能体会到他仍时刻关注着国家兴亡大事，并以此作为出发点来选择相关的文学作品，借以激励自己的意志，这一点正体现了他为人的高尚品格和爱国主义情怀。
品读这些词赋，实际上也体现他休闲时的兴趣品味，他从不打牌以打发时光，只是带着心中的问题有选择地读书、读史，通过背诵这些词赋来抒发自己丰富的思想和情感。
我们不妨先了解一下那时他的健康情况究竟如何，《毛泽东传》中记载了相关情况，“六月中旬，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再度出现明显问题，经神经科和内科专家会诊后提议，中共中央决定第二次为毛泽东专门成立医疗组，成员包括心血管内科、神经内科、麻醉科、耳鼻喉科、呼吸管理、外科、重病护理方面专家。这个医疗组存在的时间持续了两年多，直到毛泽东去世。”
记得1972年1月10日，举行陈毅追悼会时，他临时决定去参加，是李德生主持追悼会，周恩来致悼词，毛泽东同志站着听的悼词，并向陈毅的骨灰盒三鞠躬。他离开八宝山时，已经无法自己上车，双腿无力，几次迈步都登不上汽车，是工作人员扶他上车的。为什么如此，那是腿肿了，弯不过来了，没有力气。他穿的布鞋是定制的，需要放大尺码，同样是因为脚有水肿。
我过去没有这个体会，现在自己到这个年龄才体会到，那是心衰的症状，微循环无力，不能久站。我现在同样如此，走不动路了，出门只能靠轮椅。
到了1974年6月，他心衰的病情加重了，影响到其他器官的功能，白内障加重，视力退化，也与眼底血管硬化有关。我现在也是这样，带了深度老花镜还要用高倍放大镜才能读报。
那时毛泽东同志视力不好，只能靠听了，文件是别人念给他听的，读书也要人替他念了。标点注释印制这些文学作品的大字本，开始是自己阅读，后来是靠别人念和唱给他听，唱是录制磁带以后在住处放给他听，尽管如此，他还在操劳国际国内的大事，接见大量的外宾。那个时期他对外宾有关国际形势的讲话，如果整理汇总的话，对今天仍有重大意义。他自己对金日成说，脑子还是清楚的。
健康情况的变化自己的感觉最清楚，成立医疗小组的时间是1974年6月中旬，实际上他自己五月就有病变的感觉。他要的几篇赋，特别是庾信的《枯树赋》、江淹的《别赋》和《恨赋》，实际上是他考虑自己可能告别这个世界的日子渐渐临近的心理表现，既有对所有事皆不顺遂、干扰太多的反映，也有因生离死别而对许多事无法割舍的感情，他通过欣赏这些作品流露抒发自己的情怀。
身体健康不佳，六月间成立医疗组的事情就毫不意外了，人要到自己老了，才能体会到那“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感觉。
他那对国家和人民怀着无比深厚的感情，他关注的不仅是个人生死的问题，更多的是国家、民族、社会未来的命运。他一辈子为之努力奋斗的新中国，他如何割舍得了呢?
那时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在许多场合看到毛主席失声地痛哭流涕，他不是为自己的生死，而是为了祖国的命运。
如1975年夏，他听河南南部水灾情况报告，当部队赶到灾区救援时，已有几十名群众被淹死，他先是抽泣，后是痛哭了。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这个人情感越来越脆弱了，我一听到天灾人祸就伤心。”
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他没有考虑个人安危，抱病听了灾情报告，主席哭了，而且是嚎啕大哭。这些都可以看到毛主席那时的感情在哪一边。另一个引起毛主席伤感的，是战友的去世。
1975年4月2日，董必武去世，在那几天，毛泽东心情难过，不吃东西，也不说话，只是默默地一遍又一遍听张元幹《贺新郎》这首词，把词末之“举大白，听金缕”改成“君且去，休回顾”，希望董必武能安心离去，不要有什么不放心的地方。这是安慰死者的心灵，而在自己心中则留下了生离死别的无限悲怆。
他对周恩来的感情也是非常深沉的，《毛泽东年谱》记载，1975年3月下旬，毛主席听张玉凤读周恩来三月二十日关于其病情的来信，周恩来在信中说明体内出现新的恶性肿瘤的情况，以及医疗组拟在近期实施手术治疗的方案，并说：“我因主席对我病状关怀备至，今又突然以新的病变报告主席，心实不安，故将病情经过及历次造影说清楚，务请主席放心。”
由于知道毛主席当时身体情况不佳，周恩来还另写一封信嘱咐张玉凤关于病情报告，“或在主席休息好后，再读给主席听，一切托你酌办，千万不要干扰主席太多!”
几天后，张玉凤从杭州打电话告诉周恩来办公室，“病情报告都念过了，主席很惦记总理，有几天睡不好觉。”
1976年1月8日，“上午九点五十七分，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八岁。”“同日，下午，工作人员为毛泽东读中共中央政治局送来的周恩来逝世讣告清样，毛泽东听着紧锁眉头，两眼流泪，一言未发。”周恩来的治丧委员会还是毛泽东领衔，由包括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朱德等在内的一百零七人组成。
1月14日，“听工作人员读邓小平一月二十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对周恩来的悼词稿后，批示：同意。”送审报告说，悼词是由政治局会议审定的，“毛泽东在听工作人员读近三千字的悼词稿时，难以控制情绪，失声痛哭。”
1月15日，“身边工作人员曾问是否参加追悼大会，毛泽东拍拍腿说：我也走不动了。”
我是流着眼泪抄下上述文字的，在这些文字中，清楚地表达了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生死相依、无法割舍的真情实感，这不是两个人之间对死亡恐惧之情，更不是什么儿女之情，而是革命者之间难以言喻的真情。
周恩来报告自己病情时那么细心体察毛泽东健康情况，毛泽东在听到周恩来不幸去世时，默默地饮泣在心，直到放声嚎啕大哭，在这种情况下，他哪有能力去参加追悼会呢!
上一次参加陈毅追悼会，站久了就难以抬腿，这时毛泽东的病情要比四年前差得多了，根本无法自己走进会场，哪儿还能坚持站着听完悼词啊，把毛主席如此衰弱不堪的病容暴露于世，于时局也不利。
四五事件时，有人攻击和指责毛泽东不参加周恩来追悼会，实在是居心不良、唯恐天下不乱了，如果是不知情而被利用的话，看到年谱上毛泽东健康情况的记载，以及毛泽东在周恩来去世时的真情流露，也应该扪心有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