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曾任罗瑞卿秘书、后任国家公安部部长的陶驷驹告诉笔者：“不仅在1957年反右时我们没有处死一个人，而且在1955年肃反时我们也没有处死一个人。这是有档案可查的。
这是毛主席汲取了土地革命时期，全国各个红色根据地肃反中出现的扩大化的深刻教训而采取的重大举措。”我的老领导王震生前曾跟笔者谈过几次，延安整风时，毛主席严厉要求，要坚决执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
有的同志对此很不理解，找到主席问，“审干中，有的本人都明明承认自己是叛徒，并出卖过我们几个同志，血债累累;也有的明明承认自己是打入我们内部的国民党特务，来刺探我们的情报，为什么不能杀?”
毛主席解释说,“人头不是韭菜，韭菜割了，还能再长出来。人头割错了，就再也长不出来了。红军肃反时，就有不少同志是屈打成招的。我们再也不能干那样的蠢事了。”
王震还说:“至于王实味被杀，那是在转战陕北过程中，在与胡宗南部队突然遭遇、大部队有可能被暴露的紧急情况下，一直属队的带队领导的擅自临时处置。这就破坏了毛主席的‘一个不杀’的严厉规定。事后，毛主席还十分气愤地说，‘还我一个王实味’，并说当初要把王实味放在你们359旅就好了，你们会很好使用他，他也会成为一个很好的文化教员。”在撰写《王震传》的1994年，笔者经过批准，在中央档案馆查阅了当年相关的档案资料，完全证实了笔者老领导的说法。
在历次运动中，多次重申“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毛泽东在现在有的网站中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而“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的蒋介石却成了历史上少见的大善人。这岂非咄咄怪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