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致信对象的动态情况特别是其对日政治主张总能及时掌握，书信起笔通常很快就写到对方的历史壮举和近况业绩，拉近了笔谈双方的心理距离。这也就为求得最大的政治共通性作了良好铺垫。
今年是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爆发80周年。在回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运用亲笔书信与各方人士积极联络，争取社会各界对中国共产党政策主张的最大认同，堪称近现代“亲书政治”的一个成功范例。
上层统战的“外交”手段
在共产国际有意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日寇加紧蚕食侵略中国的危急情境下，中共的“八一宣言”定稿并传出。受其影响，国共两党开始谈判。
然而，谈判并不顺利，军事对垒仍在，国共通而未通。在此情形下，亲笔书信成为毛泽东沟通国民党政要和社会精英的重要手段之一。与亲笔书信相协同的，还有派员联络、电报联系等。派员联络通常会捎上亲书，电报联系具有近代化的便捷性，但前提是双方必须互递密码，这通常是在“亲书政治”奏效之后进行的。
此外，中共方面还以中共中央、中国共产党、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红军将领等名义向国民党等发出宣言、通电、公开信等，以宣传共产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这些政治文件虽然很多也蕴含着毛泽东的心血智慧，有的甚至就是出自他的手笔，但因为是以组织的名义，因而不能视为亲书。
毛泽东的“亲书政治”，以统战理论观之，可统归于上层统一战线的范围。因此，这一时期毛泽东写给党内同志的书信暂不入论列。在1936年3月27日中共中央举行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作关于“外交”问题的报告。这里的“外交”，实指统一战线。报告确立了十大“外交”方针，其中第十条正是“发表普遍的或个别的请求书”。如果说宣言、通电、公开信等可称之为“普遍的请求书”的话，那“个别的请求书”则非写给统战对象的亲笔书信莫属。
西安事变前形成高峰
毛泽东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写的亲笔书信，应以1935年11月26日他致信董英斌为最早。董英斌当时在国民党东北军代理第57军军长，该军东进以解甘泉之围，结果在直罗镇遭到惨败。之后，毛泽东给败军之将修书一封，痛陈东北沦丧的历史教训，提出同对方商洽东北军、红军互不攻击等约定。同年12月5日，毛泽东了解到杨虎城与第17路军的情况后，同彭德怀联名致信杨虎城。从书信的文言措辞可以判断，此信出自毛泽东之手。而为了提升送信任务的成功率，毛泽东还致信第17路军总参议杜斌丞，称赞对方“不忘情于革命”“为西北领袖人物”，促其与杨虎城商洽，与共产党组成联合战线，并表达同沈克等东北军将领、甘肃邓宝珊联合的意愿。
自1935年末对统战对象展开亲书攻势后，毛泽东的相关书写活动在1936年西安事变前形成了一波高峰。红军东征胜利后，毛泽东又分别致信阎锡山及其晋绥军部将，晓以统战抗日之民族大义。之后，毛泽东又分别致信杜斌丞、杨虎城，敦促对方明确表态。
同时，毛泽东还分别致信韩复榘、张自忠、刘汝明和宋哲元、宋子文、傅作义、易礼容。其中，韩、张、刘、傅、宋皆为国民党当局镇守一方的军政首脑。毛泽东审时度势，尽可能寻觅抗战的同道中人。
宋子文身份地位特殊，是蒋介石的妻舅，写信给他具有向蒋介石集团投石问路的意味，同时也是因为宋子文在南京政府中“时有抗日绪论”，为毛泽东所看重。毛泽东书信中尊其为“邦国闻人”“深望竿头更进，起为首倡，排斥卖国汉奸，恢复贵党一九二七年以前孙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实行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属望可谓深沉。
易礼容并非国民党军界政界显要人士，当时不过是在中国劳动协会“工人勇进队”谋到参谋长一职。但易礼容曾经加入中国共产党，“马日事变”后为中共湖南省委代理书记，直至1928年才与党组织脱离关系。毛泽东不忘旧友，更因为对方“从事群众工作并露合作之意”而欢喜。此番去信不仅是接续友谊，更是托付以重任：“上海工人运动，国共两党宜建立统一战线，共同对付帝国主义与汉奸，深望吾兄努力促成之。”为对方免祸起见，此信落款特意署名为“杨子任”。毛泽东曾与杨开慧结为伉俪，“子任”是他曾用的笔名，故人一见即知。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抵达西安，意欲胁迫张、杨部进攻红军。第二天，毛泽东一日三书，分别致信冯玉祥、孙科、杨虎城，不放弃争取。在统战局势异常凶险的情况下，西安事变既势有必然又颇具戏剧性地爆发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毛泽东没有盲目乐观，“亲书政治”亦未就此罢手。12月27日，他致信韩复榘，希望在确定救亡大计等方面与对方有切实的合作。
1937年3月10日，毛泽东致信斯诺，传递新的政策主张；3月29日，致信范长江，附寄新的政策主张与自己写的《祭黄帝陵文》。除了团结中外记者，毛泽东还致信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白劳德。这既是世界党际交往，亦可视为融入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来促进国内的举措。此外，毛泽东还复信何香凝，其中“但光明之域，尚须作甚大努力方能达到”一句，竟成时代的预言。
具有四大信札美学特点
书信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虽至近代而运命不息，在民国社会包括政界尤具生命力。这也是毛泽东“亲书政治”能够发生作用的文化语境。总体而言，毛泽东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写的亲书具有四大信札美学特点。
一是浅文言体，继承发扬书信文化传统。对比毛泽东那时期的政治亲书与公开信不难发现，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文体的差异，前者为近代白话文，后者是浅文言。采用浅文言，自然就把致信对象跟大众区分开了。传统书信讲究程式和礼仪，称呼、起语、结语、祝安等，表情达意尤重谦恭与委婉。毛泽东那时期致信国民党要员、民主人士以及昔日党内同志、青年挚友等，均能表达得当，既表谦逊又不失大体。例如，毛泽东曾一日写七信，结语多不重复；致信宋子文的结束文辞更是精湛——“寇深祸亟，情切嘤鸣，风雨同舟，愿闻明教。匆此布臆，不尽欲言！顺颂公绥”，深得尺牍书翰之真髓。
二是自铸伟辞，构筑抗日统战政治话语。礼敬谦恭之余，毛泽东亲书注意铸炼伟辞，指陈反侵略战争的紧迫性，彰显抗战救亡事业的正义性，表述共产党捐弃前嫌、要求结成联合阵线的正确性。例如，“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敝军间关南北，克抵三秦，所务者救中国，所求者抗日本”“自己元气少消耗一分，则抗日力量多保存一分”……诸如此类，骈偶的运用大增说理的气势。
三是有的放矢，拉近距离增进民族情感。私密性是“亲书政治”的一大特质，有利于通信双方的情感交流。毛泽东对致信对象的动态情况特别是其对日政治主张总能及时掌握，书信起笔通常很快就写到对方的历史壮举和近况业绩，拉近了笔谈双方的心理距离。这也就为求得最大的政治共通性作了良好铺垫。偶尔反向用之的也有，如其致信邵力子，起笔即批评对方“尚斤斤于‘剿匪’，无一言及于御寇”。这是因为邵原是党内同志，爱之深而责之切，先抑而后扬。
此外，毛泽东亲书不时提到“寇深祸亟”“风雨同舟”“大好河山”等词，明确显示共产党和国民党拥有共同的国族立场，有助于引发民族情感的共鸣。事实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正是基于社会各界对中华民族、故国山河的集体认同上。
四是健笔草书，张扬雄肆勃发的生命力。通过毛泽东的现存书信、草稿和其他相关资料可以判定：便笺式书信，应是一挥而就的；篇幅较长的说理议事书信则可能先起草一稿，修改后再自己抄录。书写习惯沿袭平时，以竖书为主，偶有横书，字体在行草之间，有小草倾向。古人云，尺牍书疏，千里面目。毛泽东敢以真实面目示人，是因为其书写章法有自，又与他军书旁午的政治身份相称，更与危机时代有几多对应。匆匆不暇草书以及自成一体的毛体字，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信，以及愈挫愈勇的蓬勃生命力。（吴海勇；2017年07月13日10:30；来源：解放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