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毛时代集体农业不行，很穷困，不如城市工人的生活，拿这个说法来否定集体农业的成就，非常常见。还有更为规范的社会学分层研究，说毛时代存在这样一个由低到高的分层状况：农民处于最底层、其上是集体制工人、国企工人等等。即便是用研究所依据的理论做判断的话，这个所谓的分层研究也是一个笑话，相当于是在体力劳动者群体中间搞分层社会学研究，借用民间说法这是“没有虱子也要硬找一个出来”。
今天回顾，为什么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曾经在1980年代的学界那么热闹，还曾经成为一个中心性的观察角度和学术增长点?其目的看来是为了批判毛时代的不公正不公平罢了。这些个愤青式的研究背后，等同于是指责毛时代没有实现绝对公平。同时，还把难以否定的工业化成绩，涂上一个“道义代价不小”的高成本底色。1980年代的邓胡记“城乡不公平批判”，是一个非常热门的学术增长点，不仅说存在着剪刀差剥夺农民，还说城乡关系的二元结构损害了农民，一时间涌现出了大批为农民待遇鸣不平的学界翘楚。
1984年开始了国企改革，获得了自主权的国企，往往把工厂内部的脏活累活差活独立出来，雇佣农民工来干。改革初期国企开始在脏累差岗位上使用农民工，工资低还没有保障，这就更是激发了对于二元结构的批判热情。在这个批判的早期，很多人都以为批判内容中间，就算是学术含量为零，但是正义感含量不为零，还有可取之处。最终的改革结果，真是让人大跌眼镜——不是把农民工提高到正式工水平，而是反过来把正式工给灭掉了，下降到了农民工水平，这个过程在朱镕基任上最后完成了，此后基本上不会再有所谓的二元结构差异了，只剩下阶级差异了。这一时期的城乡差别批判，在学术上没有很好地进行总结，特别是缺乏对城乡关系批判如何服务于政治需要的总结，遗留了一个很大的知识政治学空白，此种名实严重背离现象的内在逻辑如何，很值得做学术分析。
其实，毛时代集体农业中间，还真有少数比国企工人更富的，那是人地关系造成的，与集体所有制无关。也就是说，是由于单个劳动力占有的农业资源不同，导致人均年生产水平不同造成的。一般而言，毛时代的农村集体中间，劳均年产粮食超过一吨就会解决温饱问题，超过两吨就会超过国企的双职工家庭的富裕程度。例如大寨当年工分值1.4元，就已经比国企工人更富了。宁夏和内蒙的黄灌区农民，收入水平也超过了国企，以至于当地青年人初中毕业就坚决不读书，回家种田去了。
到了1979年，胡耀邦、万里、杜润生等人想要否定大寨，就说大寨的成绩是伪造的。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被派去大寨，专门找大寨在哪些地方伪造了成绩，除了吴敬琏这种中央委派的打假高人之外，还有一些名记者自愿参加打假——例如范银环。综合吴敬琏和范银环等人几十年的揭发成果，大寨的假，体现在两个方面：吴敬琏说大寨有一项运输副业，所以要从工分值扣去这一部分，这部分收入约占40%;范银环是1963年最先报道大寨的记者之一，他想要靠着吃大寨吃一生，肯定大寨时期吃大寨，大寨被否定时期还可以继续吃，范记者说大寨平均单产数字过高，理由是大寨的耕地面积不止统计数800亩，实际亩数多于此数，到底是多少范记者也不知道，但他肯定实际的平均产量数字，应该要低一些。
认真说起来，大寨还真有不具典型性的方面，可惜右派都是些蠢猪，没有挖出来。大寨的特殊状况，是当地有小煤矿供应燃料，社员生活所需燃料不再依赖秸秆，在那个时期就能够做到秸秆还田——土壤有机质含量极高种成了“海绵田”。结果，在化肥大量普及之先，得益于这一部分农家肥的作用，就能够把单产提高到极高水平。这个恰好是多数农村不具备的条件，全国大部分地区农民，都还在依赖秸秆作为燃料烧饭烧菜。
大寨在1960年代后期，农林牧果业都很兴旺，有些文章说什么虎头山光秃秃，这是彻头彻尾的胡说，这可是有无数人去参观见证过的。当年大寨的果树和羊群都是不错的，我的一个小学老师亲自去参观过，回来还给我们做过报告的。查阅文献，1964年李顺达去大寨参观，就谈到山区要发展林牧业，陈永贵很虚心地接受了。
大寨的典型价值，是在全国性的人多地少的情况下，要像大寨那样以活劳动投入为起点，去提高单产，这是唯一出路。大寨就是这样的典型，当然，如果没有低价煤供应的话，在化肥普及之前的增产成绩，可能没有那么显著，但依然会是一个好典型。（作者：苍龙飞天79；来源：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