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时间能做什么》摄影家纪录片导演左力的选择是，用374天时间徒步12100公里，重走红军长征路，身体力行地向80年前那群用脚步丈量信仰的英雄致敬。
日前，左力在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做了题为《一个人的长征》的精彩演讲。讲到这一段时他哽住了，花白的头发剧烈抖动我是在2013年10月10日这一天从江西瑞金出发，经过1年零9天到达陕北吴起县。刚才有人问我：今天人们都已经吃饱穿暖喝足了，你为什么还要去走长征路？这就是我今天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其实走长征路这件事在我的内心已经埋藏了很久很久。
1995年8月，那一年刚好是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我带着一个摄制小组在北京拍摄有关抗日战争的纪录片，拍摄的对象是我们共和国的一群开国上将，其中有杨成武、萧克、陈锡联、王平、张宗逊、吕正操将军等等。最让我难忘的是杨成武上将,他曾担任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他86岁，一见到我就跟我开起玩笑：“你怎么姓左呢？我过去打死的日本鬼子都姓左。”但是当他跟我谈起长征来，他的面色马上变得非常凝重。长征的时候，杨成武担任红四团的政委率领红四团打先锋。但是他那天从头到尾没有讲红四团的故事，而是讲了一个人的故事，那是他的铁哥们叫陈树湘。陈树湘当时28岁是红34师的师长，红34师是断后部队。红军长征路上遭遇了一场最惨烈的战役——湘江血战,那一战红军差一点全军覆没。红34师本来已经到了江边，但为了掩护大部队过江，返身又扑进了敌人的包围圈，最后全军覆没，陈树湘也因为腹部被手榴弹炸伤而被俘。他被抬在担架上连夜送去报功，路上，抬担架的士兵突然觉得脚下一滑，旁边的人打着火把一看，在场的人都惊得目瞪口呆：年仅28岁、黄埔二期毕业的陈树湘竟然用手把自己的肠子拽出绞肠而死。老爷子讲到这一段的时候，他突然哽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看见他头上花白的头发剧烈地抖动，脖子上的青筋在跳动。等了几十秒之后，老人才缓缓抬起头来看着镜头。老爷子牙关发抖只说出四个字来：“很残酷啊！”当时我心里有一种巨大的伤痛感。我在想：这一代军人所经历的是怎样惨烈的战争啊！也许我们永远都无法了解，我们只能从书本上从电视里去了解碎片化的历史知识。从那一刻起，我心里萌发出一个念头：我能不能到达这些历史现场，把这些故事带回来讲给我们的孩子听呢？
2012年，我在一家书店里发现了一本叫《红军》的书。我当时读完之后在扉页上写道：“长征对于上个世纪的人来说或许是一个符号，但对于我来讲，却是一种巨大的神秘。我愿意用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去解读这种神秘。这种解读并不是完全来自景仰和好奇，而是来自于我骨髓里早就植入的行走的力量，似乎它在召唤我去践行一个久远的梦想。”只有到达历史现场，才能闻到那个时代的气息。我在出发前，研读了大量的资料，画了很多草图，还开着车到达现场去探路。但我不得不说：我很丢人。为什么？因为红军出发的时候，没有什么回不回家的概念，而我在中途当过几次“逃兵”。中间有两次，我根本走不下去了，极度沮丧，甚至怀疑自己的行为到底有什么意义。幸好最后我坚持下来了，而且我没有觉得自己是在徒步走长征路，而是像一个学生一样在走读历史，在行进中学习历史，我是以这种方式在解读长征。1934年10月10日，是红军中央机关离开瑞金、长征出发的日子。我也是在2013年10月10日那天，从瑞金沙坪坝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前出发的。到达历史现场和你坐在家里看书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一到瑞金，很多故事就向我扑面而来。这个大礼堂相当于建国后的人民大会堂，我以前多次在电影、明信片上看到过，但我到了瑞金才知道，这个大礼堂竟然是钱壮飞设计的。钱壮飞是我们共产党早期埋伏在敌人内部的一名特工人员是著名的“龙潭三杰”之一，1931年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顾顺章叛变的消息，就是钱壮飞截获的。钱壮飞按照红军八角帽的形状设计了大礼堂。但可惜的是，长征途中，钱壮飞在贵州遭遇敌机轰炸，和大部队失散，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1934年，当86000名红军离开瑞金后，国民党开始对红军家属和孩子进行屠杀，而当时带队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李默庵，竟然是前共产党员。我听完之后感到特别震惊。以今天的眼光去看80年前的历史，你能理解那个年代吗？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就像一个巨大的容器经过剧烈的搅拌之后，人们很难找到自己未来的方向和位置。而谁又能想到短短15年后，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华东野战军占领了南京，第一个冲击总统府的第35军军长是前国民党将领吴化文。这是历史的巧合吗？所以，只有到达历史现场，闻到那个时代的气息，你才有可能感同身受地去理解那一代人。“我们流血和牺牲不就是为了这些孩子吗”我在广西兴安的湘江血战纪念园里拍过一张照片，秋风瑟瑟，寂寂无人。有5万名红军战士永远躺在了那里，但现在很少有人知道那里曾经发生过什么。很多人住在江边，也不知道这段历史。我在长征这一路上心里最大的痛点，就是我们共和国的后代对长征的集体遗忘。我在一所大学演讲时，曾有几个大学生跟我说：左老师，长征原来是一群流寇一路被别人追着打，差点被灭掉。我对他们说：你们说得没错，但真正伟大的东西，不是从胜利到胜利，那只能叫强大；真正的伟大一定是从弱小到强大、从幼稚到成熟、从失败到胜利、从落寞到辉煌，这才是伟大的曲线。长征就是从逃难开始的，但是接下来发生的，是一次次绝地反击、向死而生，这也是长征中最动人心魄的环节。很多红军战士并不知道，这一出发，就再也回不来了。一些红军家属肚子里怀着孩子，挺着大肚子走上了长征路。红军女战士的分娩，构成了长征历史上最为惨烈的开局。这张老照片里的两个人，一个是邓发的夫人陈慧清，旁边的男人叫董振堂。董振堂如果活到解放，至少是开国元勋，因为他当时已经是军团长，和林彪、彭德怀平起平坐，可惜他在西路军的战役中壮烈牺牲。长征路上的一天，陈慧清突然要生孩子了。早不生晚不生，偏偏在一场激烈的突围战刚一打响时要生了，而且是难产。当时陈慧清疼得满地打滚，身边没有一个医护人员，只有几个红军小战士。仅仅1公里以外，董振堂正率领战士拼死作战，眼看着顶不住了，董振堂拎着枪冲回来问：到底还有多少时间能把孩子生下来？没人能够回答。于是董振堂再次冲入阵地，大声喊道：“你们一定要打出一个生孩子的时间来！”结果战士们死守了几个小时，硬是等陈慧清把孩子生了下来。战斗结束后，一些战士经过产妇身边时都怒目而视，因为很多兄弟战死了，但董振堂又说了一句足以载入史册的话：“你们瞪什么瞪？我们流血和牺牲不就是为了这些孩子吗？！”80年前，在那样的情形下，一个军人说出这句话，这样的情怀你能想象吗？我在想：我们缺故事吗？我们不缺；我们缺英雄吗？我们不缺。只是没人给孩子们讲这些，我们的孩子们不知道这些故事，也不知道80年前这些军人曾经付出了什么。
他家雇工有1500多人，他却要为国家去奋斗我以前不太读革命历史，所以一直有个错觉，以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都是一帮“泥腿子”，是无产阶级闹革命，后来一路上查资料，才知道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大多数是“富二代”，而且有的还是超级“富二代”。早年广东潮汕地区有个年轻人叫彭湃，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农民运动领袖之一。彭湃是个什么人呢？如果形象一点来说，他就相当于是今天香港首富李嘉诚的儿子。据记载，他家的佣人雇工有1500多人。放着这么大的家业，他却非要为国家为理想去奋斗。有一天，他把家里所有的雇工召集起来开了个大会，把房产地契一把火全部烧掉，然后他说：“你们谁种我家的地，这个地就是你的了。谁住我家的房，这个房子就是你的了。”那时共产党人的目标，不就是为大众谋福利吗？
再说一个人，朱德元帅。大家知道朱德在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前是什么人吗？我最近刚刚去云南陆军讲武堂参观，那里有一张照片，早年的朱德穿着裘皮大衣、绫罗绸缎，留着大八字胡，他当时是云南陆军宪兵司令部司令，中将军衔，要枪有枪，要兵有兵，要钱有钱。但朱德抛弃了这些荣华富贵，就是要加入中国共产党，重新开始一番艰苦卓绝的事业。一开始，朱德要加入中国共产党还碰了壁，陈独秀对他说：对不起，旧军人我们不要。朱德远赴千里之外，在德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朱德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最后起义部队在广东潮汕的汤坑被打散了，周恩来、叶挺、贺龙等人坐船离开了，朱德带着后卫部队去找主力，遇到一群残兵。当时有人主张各奔东西，但朱德把剩下的2000人拢在一起，带领大家继续革命，到最后只剩下800多人上了井冈山。在这800人中，就有后来立下赫赫战功的林彪、陈毅、粟裕等人。毫不夸张地说，这800人，就是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的基本班底。他们那一代的身上有着什么样的情怀呢？那就是“危难当头，我自横刀立马”、“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魄和勇气。这一代人，难道不值得我们去传颂吗？“你知道那天有多安静吗？鸟都不飞，鸟都不叫。”长征到底是什么？我用一组数据告诉大家。长征一共穿越了中国15个省区，翻越了20多座崇山峻岭，走过了30多个急流险滩；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一共遭遇了400多场战斗，平均每3天就发生一场遭遇战。但即使如此，红军依然保持着平均每天25公里的行军速度。所以说，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一次不畏艰难险阻的远征。它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三大远征之首。
为什么美国军人直到今天都对中国军人充满着敬畏和好奇？因为他们发现，60多年前的那场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一大批师团级将领都经历过长征，所以他们得出一个结论：长征锻造出中国最强悍的一代军人！再来看一组数据。长征是付出巨大的牺牲换来的：长征出发的时候，红军一方面军86000人，最后到达终点时不到7000人；红四方面军出发时有10万大军，最后零零散散到达终点的不过3万人。所以，长征又是一场不畏牺牲的远征。我在若尔盖草原班佑村见过一座红军雕塑，我知道这个雕塑背后的故事，因为1995年我在王平将军家里听他讲起过这个故事。老爷子回忆说，当时大部队已经过了草地，突然彭德怀来找他，说还有一个营的部队没有到，让他回去找。王平带着警卫员走到班佑河边时,正是黄昏，玫瑰色的夕阳挂在天边，他远远看见几百个红军小战士背靠着背在睡觉，他当时勃然大怒，走过去就推那些小战士，谁知推一个倒一个，700多个红军小战士再也经不起体力透支、饥寒交迫，在睡梦中全部死去了。王平将军讲到这里时老泪纵横，他说:“你知道那天有多安静吗？鸟都不飞，鸟都不叫。我把他们一个个放平，他们还都是一群孩子呀！”还有一组数据。红军军团长一级的平均年龄为25岁，一线作战的师团级干部平均年龄为20岁，14岁到18岁的红军小战士占60%。所以，长征还是历史上罕见的青年血脉贲张的历史事件。那一代年轻人虽然不像我们今天这么富足、这么安宁，但是他们背负着光荣和梦想，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核心脊梁。我们虽然成不了英雄,但可以成就英雄的梦想我在这一路上，依然能感受到长征的影响在今天的延续。在江西于都，我遇见了一位老大爷。那天我到邮局盖邮戳,老大爷得知我在走长征路，就对我说：小伙子，你盖这个邮戳不顶事,这邮戳上没有“长征”两个字，我们县里邮政总局的邮戳上才有。老人把我带到邮政总局，补盖了那个邮戳，然后他一直把我送到于都河边。当我迈步出发时，他突然在背后说：“小伙子，当年红军就是从这里上路的，路上300米倒一个呀。你今天是去看望他们的，是去祭奠他们的呀！他们都会来帮你的，你不用怕，大胆地往前走吧。”我当时听得热泪盈眶，我甚至不敢回头再看大爷一眼。但大爷的这句话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让我难忘的还有一位藏族大妈。我在她家里住了一晚上，第二天要走的时候她突然问我：今天是中秋节，你吃月饼了吗？我说没有。大妈二话没说，跑到厨房里切了一块三角大饼，煎了一个鸡蛋，一路追出来塞到我的包里，然后拍着我的后背，说了一句让我温暖一辈子的话：“你饱饱地去找红军吧！”我这一路，很多朋友发短信问我：左力，你想找到什么？你真能找到红军吗？快到终点的时候，我发了一条短信回答他们：红军真的还在，红军就在我住的家家户户的枕头边，红军就在这些大叔大妈塞给我的大饼鸡蛋里，中国百姓最温暖的情怀就融化在长征精神里。这是中国真正的希望所在。
长征给我的感受是，树立一个单一而坚定的目标，反而能够成就一段幸福的旅程。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痛苦，都来自于选择太多。我总是想象当一个红军有多么地苦难，但是走完长征以后，我突然觉得他们那一代红军不一定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苦难。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个坚定的目标在远方。我经历过两种“怕”。刚出发的时候，我经常怕路上遭遇不测,怕走不到底，怕别人嘲笑我。而当我离终点还剩2个多月的时候，我竟然害怕到达了，我害怕到达以后突然没有了目标。所以我告诉大家，幸福绝对不在终点，幸福真的是在路上。美军二战老兵的纪念碑上写着这样一句话：“我们不怕阵亡，我们怕被遗忘。”我想说，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虽然成为不了英雄，但是我们可以成就英雄的梦想！（作者：左力；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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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左力在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做了题为《一个人的长征》的精彩演讲。讲到这一段时他哽住了，花白的头发剧烈抖动我是在2013年10月10日这一天从江西瑞金出发，经过1年零9天到达陕北吴起县。刚才有人问我：今天人们都已经吃饱穿暖喝足了，你为什么还要去走长征路？这就是我今天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其实走长征路这件事在我的内心已经埋藏了很久很久。
1995年8月，那一年刚好是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我带着一个摄制小组在北京拍摄有关抗日战争的纪录片，拍摄的对象是我们共和国的一群开国上将，其中有杨成武、萧克、陈锡联、王平、张宗逊、吕正操将军等等。最让我难忘的是杨成武上将,他曾担任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他86岁，一见到我就跟我开起玩笑：“你怎么姓左呢？我过去打死的日本鬼子都姓左。”但是当他跟我谈起长征来，他的面色马上变得非常凝重。长征的时候，杨成武担任红四团的政委率领红四团打先锋。但是他那天从头到尾没有讲红四团的故事，而是讲了一个人的故事，那是他的铁哥们叫陈树湘。陈树湘当时28岁是红34师的师长，红34师是断后部队。红军长征路上遭遇了一场最惨烈的战役——湘江血战,那一战红军差一点全军覆没。红34师本来已经到了江边，但为了掩护大部队过江，返身又扑进了敌人的包围圈，最后全军覆没，陈树湘也因为腹部被手榴弹炸伤而被俘。他被抬在担架上连夜送去报功，路上，抬担架的士兵突然觉得脚下一滑，旁边的人打着火把一看，在场的人都惊得目瞪口呆：年仅28岁、黄埔二期毕业的陈树湘竟然用手把自己的肠子拽出绞肠而死。老爷子讲到这一段的时候，他突然哽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看见他头上花白的头发剧烈地抖动，脖子上的青筋在跳动。等了几十秒之后，老人才缓缓抬起头来看着镜头。老爷子牙关发抖只说出四个字来：“很残酷啊！”当时我心里有一种巨大的伤痛感。我在想：这一代军人所经历的是怎样惨烈的战争啊！也许我们永远都无法了解，我们只能从书本上从电视里去了解碎片化的历史知识。从那一刻起，我心里萌发出一个念头：我能不能到达这些历史现场，把这些故事带回来讲给我们的孩子听呢？
2012年，我在一家书店里发现了一本叫《红军》的书。我当时读完之后在扉页上写道：“长征对于上个世纪的人来说或许是一个符号，但对于我来讲，却是一种巨大的神秘。我愿意用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去解读这种神秘。这种解读并不是完全来自景仰和好奇，而是来自于我骨髓里早就植入的行走的力量，似乎它在召唤我去践行一个久远的梦想。”只有到达历史现场，才能闻到那个时代的气息。我在出发前，研读了大量的资料，画了很多草图，还开着车到达现场去探路。但我不得不说：我很丢人。为什么？因为红军出发的时候，没有什么回不回家的概念，而我在中途当过几次“逃兵”。中间有两次，我根本走不下去了，极度沮丧，甚至怀疑自己的行为到底有什么意义。幸好最后我坚持下来了，而且我没有觉得自己是在徒步走长征路，而是像一个学生一样在走读历史，在行进中学习历史，我是以这种方式在解读长征。1934年10月10日，是红军中央机关离开瑞金、长征出发的日子。我也是在2013年10月10日那天，从瑞金沙坪坝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前出发的。到达历史现场和你坐在家里看书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一到瑞金，很多故事就向我扑面而来。这个大礼堂相当于建国后的人民大会堂，我以前多次在电影、明信片上看到过，但我到了瑞金才知道，这个大礼堂竟然是钱壮飞设计的。钱壮飞是我们共产党早期埋伏在敌人内部的一名特工人员是著名的“龙潭三杰”之一，1931年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顾顺章叛变的消息，就是钱壮飞截获的。钱壮飞按照红军八角帽的形状设计了大礼堂。但可惜的是，长征途中，钱壮飞在贵州遭遇敌机轰炸，和大部队失散，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1934年，当86000名红军离开瑞金后，国民党开始对红军家属和孩子进行屠杀，而当时带队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李默庵，竟然是前共产党员。我听完之后感到特别震惊。以今天的眼光去看80年前的历史，你能理解那个年代吗？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就像一个巨大的容器经过剧烈的搅拌之后，人们很难找到自己未来的方向和位置。而谁又能想到短短15年后，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华东野战军占领了南京，第一个冲击总统府的第35军军长是前国民党将领吴化文。这是历史的巧合吗？所以，只有到达历史现场，闻到那个时代的气息，你才有可能感同身受地去理解那一代人。“我们流血和牺牲不就是为了这些孩子吗”我在广西兴安的湘江血战纪念园里拍过一张照片，秋风瑟瑟，寂寂无人。有5万名红军战士永远躺在了那里，但现在很少有人知道那里曾经发生过什么。很多人住在江边，也不知道这段历史。我在长征这一路上心里最大的痛点，就是我们共和国的后代对长征的集体遗忘。我在一所大学演讲时，曾有几个大学生跟我说：左老师，长征原来是一群流寇一路被别人追着打，差点被灭掉。我对他们说：你们说得没错，但真正伟大的东西，不是从胜利到胜利，那只能叫强大；真正的伟大一定是从弱小到强大、从幼稚到成熟、从失败到胜利、从落寞到辉煌，这才是伟大的曲线。长征就是从逃难开始的，但是接下来发生的，是一次次绝地反击、向死而生，这也是长征中最动人心魄的环节。很多红军战士并不知道，这一出发，就再也回不来了。一些红军家属肚子里怀着孩子，挺着大肚子走上了长征路。红军女战士的分娩，构成了长征历史上最为惨烈的开局。这张老照片里的两个人，一个是邓发的夫人陈慧清，旁边的男人叫董振堂。董振堂如果活到解放，至少是开国元勋，因为他当时已经是军团长，和林彪、彭德怀平起平坐，可惜他在西路军的战役中壮烈牺牲。长征路上的一天，陈慧清突然要生孩子了。早不生晚不生，偏偏在一场激烈的突围战刚一打响时要生了，而且是难产。当时陈慧清疼得满地打滚，身边没有一个医护人员，只有几个红军小战士。仅仅1公里以外，董振堂正率领战士拼死作战，眼看着顶不住了，董振堂拎着枪冲回来问：到底还有多少时间能把孩子生下来？没人能够回答。于是董振堂再次冲入阵地，大声喊道：“你们一定要打出一个生孩子的时间来！”结果战士们死守了几个小时，硬是等陈慧清把孩子生了下来。战斗结束后，一些战士经过产妇身边时都怒目而视，因为很多兄弟战死了，但董振堂又说了一句足以载入史册的话：“你们瞪什么瞪？我们流血和牺牲不就是为了这些孩子吗？！”80年前，在那样的情形下，一个军人说出这句话，这样的情怀你能想象吗？我在想：我们缺故事吗？我们不缺；我们缺英雄吗？我们不缺。只是没人给孩子们讲这些，我们的孩子们不知道这些故事，也不知道80年前这些军人曾经付出了什么。
他家雇工有1500多人，他却要为国家去奋斗我以前不太读革命历史，所以一直有个错觉，以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都是一帮“泥腿子”，是无产阶级闹革命，后来一路上查资料，才知道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大多数是“富二代”，而且有的还是超级“富二代”。早年广东潮汕地区有个年轻人叫彭湃，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农民运动领袖之一。彭湃是个什么人呢？如果形象一点来说，他就相当于是今天香港首富李嘉诚的儿子。据记载，他家的佣人雇工有1500多人。放着这么大的家业，他却非要为国家为理想去奋斗。有一天，他把家里所有的雇工召集起来开了个大会，把房产地契一把火全部烧掉，然后他说：“你们谁种我家的地，这个地就是你的了。谁住我家的房，这个房子就是你的了。”那时共产党人的目标，不就是为大众谋福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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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美国军人直到今天都对中国军人充满着敬畏和好奇？因为他们发现，60多年前的那场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一大批师团级将领都经历过长征，所以他们得出一个结论：长征锻造出中国最强悍的一代军人！再来看一组数据。长征是付出巨大的牺牲换来的：长征出发的时候，红军一方面军86000人，最后到达终点时不到7000人；红四方面军出发时有10万大军，最后零零散散到达终点的不过3万人。所以，长征又是一场不畏牺牲的远征。我在若尔盖草原班佑村见过一座红军雕塑，我知道这个雕塑背后的故事，因为1995年我在王平将军家里听他讲起过这个故事。老爷子回忆说，当时大部队已经过了草地，突然彭德怀来找他，说还有一个营的部队没有到，让他回去找。王平带着警卫员走到班佑河边时,正是黄昏，玫瑰色的夕阳挂在天边，他远远看见几百个红军小战士背靠着背在睡觉，他当时勃然大怒，走过去就推那些小战士，谁知推一个倒一个，700多个红军小战士再也经不起体力透支、饥寒交迫，在睡梦中全部死去了。王平将军讲到这里时老泪纵横，他说:“你知道那天有多安静吗？鸟都不飞，鸟都不叫。我把他们一个个放平，他们还都是一群孩子呀！”还有一组数据。红军军团长一级的平均年龄为25岁，一线作战的师团级干部平均年龄为20岁，14岁到18岁的红军小战士占60%。所以，长征还是历史上罕见的青年血脉贲张的历史事件。那一代年轻人虽然不像我们今天这么富足、这么安宁，但是他们背负着光荣和梦想，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核心脊梁。我们虽然成不了英雄,但可以成就英雄的梦想我在这一路上，依然能感受到长征的影响在今天的延续。在江西于都，我遇见了一位老大爷。那天我到邮局盖邮戳,老大爷得知我在走长征路，就对我说：小伙子，你盖这个邮戳不顶事,这邮戳上没有“长征”两个字，我们县里邮政总局的邮戳上才有。老人把我带到邮政总局，补盖了那个邮戳，然后他一直把我送到于都河边。当我迈步出发时，他突然在背后说：“小伙子，当年红军就是从这里上路的，路上300米倒一个呀。你今天是去看望他们的，是去祭奠他们的呀！他们都会来帮你的，你不用怕，大胆地往前走吧。”我当时听得热泪盈眶，我甚至不敢回头再看大爷一眼。但大爷的这句话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让我难忘的还有一位藏族大妈。我在她家里住了一晚上，第二天要走的时候她突然问我：今天是中秋节，你吃月饼了吗？我说没有。大妈二话没说，跑到厨房里切了一块三角大饼，煎了一个鸡蛋，一路追出来塞到我的包里，然后拍着我的后背，说了一句让我温暖一辈子的话：“你饱饱地去找红军吧！”我这一路，很多朋友发短信问我：左力，你想找到什么？你真能找到红军吗？快到终点的时候，我发了一条短信回答他们：红军真的还在，红军就在我住的家家户户的枕头边，红军就在这些大叔大妈塞给我的大饼鸡蛋里，中国百姓最温暖的情怀就融化在长征精神里。这是中国真正的希望所在。
长征给我的感受是，树立一个单一而坚定的目标，反而能够成就一段幸福的旅程。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痛苦，都来自于选择太多。我总是想象当一个红军有多么地苦难，但是走完长征以后，我突然觉得他们那一代红军不一定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苦难。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个坚定的目标在远方。我经历过两种“怕”。刚出发的时候，我经常怕路上遭遇不测,怕走不到底，怕别人嘲笑我。而当我离终点还剩2个多月的时候，我竟然害怕到达了，我害怕到达以后突然没有了目标。所以我告诉大家，幸福绝对不在终点，幸福真的是在路上。美军二战老兵的纪念碑上写着这样一句话：“我们不怕阵亡，我们怕被遗忘。”我想说，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虽然成为不了英雄，但是我们可以成就英雄的梦想！（作者：左力；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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