浓烟滚滚，大学沦陷，内地学生连夜出逃，这是这两日的香港。从现实的情况来看，香港的这“两代人”确实是废了，可他们是怎么废的呢？我们来具体看看。来源：本文由郎言志（liusilang520）独家原创。作者 刘斯郎。原标题《香港这两代人是怎么废掉的？》想来大家应该都有所耳闻了，现在的香港彷如“战场”。继11日的血腥暴动和此前港科大暴乱之后，11月12日，近乎所有的香港大学都相继“沦陷”，香港八大高校更是无一幸免地沦为暴徒的“战场”，场面相当骇人。这是12日白天的香港中文大学，学校里的车辆被点燃，大火咆哮：
这是12日的香港大学，暴徒在高出摆放重物，准备随时丢下袭击楼下的路客：
这是12日的香港城市大学，在本校暴徒的引导下，校长室被大肆破坏：
可以说，近乎疯狂的暴力谋杀和恐怖主义精神，像瘟疫一样迅速在各大高校间弥散开来，逼得各大高校运作停摆，进入了如若战争年代的“紧急状态”。香港城市大学甚至直接发出了“逃难警报”，建议非暴力学生逃往大陆紧急避难：
在香港城市大学的“紧急避难文”中，校方负责人用的是有逃离、逃生之意的“escape”，而不是简单的离开“leave”一词，可见事态已经严重到威胁“非暴力校内人员”生命安全的地步。而另一边，香港中文大学在12日的“暴动”中，则上演了一场让人揪心的“大逃亡”。因为没有预料到黑衣暴徒的行为会上升到类似于恐怖主义的地步，一些因学业问题而选择留港的内地生，被困在了硝烟弥漫的港大校园里，而暴徒们也正在四处找寻他们的下落。
眼看情况危急，香港肯定是待不下了，于是众人决定紧急“逃离香港”。可外边暴徒的虎视眈眈，交通又几近瘫痪，想逃谈何容易？不过好在，此情况迅速通过网络传达到了港中大好心人士和热心市民那，于是，12日夜里，冒着随时可能被暴徒袭击的风险，来自元朗等各区域的热心市民纷纷开车驶入港中大，上演了一场逃往深圳的紧张救援。▲热心香港市民通过网络联系、协助港科大陆生紧急撤离。
同胞接力“救援”的过程虽暖，但想想，一群中国人“逃离”自己的土地，多少还是会心寒，偌大的一个香港，居然容不下一张书桌，甚至给不了大陆同胞一个安平的净地。香港高校的此次“沦陷”，让人想起了那些在街头参与暴动的香港大学生，更让人想起了香港美心集团、爱国爱港企业家伍淑清女士的那句话：我已经放弃了这两代香港年轻人，不会再浪费时间了。伍淑清女士的“放弃”，是愤恨，更是恨铁不成钢的心痛。可这毕竟是“两代人”啊，怎么就成了这样了呢？为什么香港的大学生会沦为暴徒？为什么香港学生会变成了隐性的政治组织？为什么香港的校园成了暴徒的集中营？今天，就让我们看看，香港的当代大学生、年轻人，是如何被“毒害”的。
香港这两代的“废”，以及近来的各种暴动，都离不开一个特殊的组织，这个组织叫“香港学生会”。这个本为学生服务组织的机构，似乎早已演变成隐性的反动组织。近年来香港高校的各种乱局中，我们几乎都能看到这个组织的身影：浸会大学“占领语文中心”，要求撤销汉语教学和考核的幕后组织，是浸会大学学生会；港科大集会暴动，暴力禁锢校长的幕后组织，是港科大学生会；港大举行“光复香港”港独运动，谴责校长不与学生站在统一阵线的幕后组织，是港大学生会。此外，在本轮（11月）的暴动中，香港各大高校学生会联合呼吁学生罢课。▲此前浸会大学学生会“占领语文中心”海报及宣传标语。
可见，这些打着“服务学生”旗号的香港各大高校学生会，似乎已经沦为了敌对势力的政治武器。而要起底香港高校学生会是如何毒害年轻人的，还得从其发展的本质来说。香港的学生会和我们认知中的学生会不同，香港的学生会都是独立于学校管理之外的独立性组织，与其说是“校园组织”，不如说“社会独立组织”，这主要是因为香港早期作为英国殖民地影响，承袭了英国早期的“自治传统”。早在1949年，香港大学的学生会就率先独立于学校之外，注册了独立机构，此后各大高校效仿，都将学生会从学校本体独立出去。这也就意味着，香港高校的学生会，只对学生会员负责，而不对学校和任何其他组织负责，因此，学校管理层就毫无干预权。（学生会和学校同一等级，大家平起平坐）
如此设计，从形式上讲固然是好，给了学生更为自由的空间。然而，这也如同西方社会体制中的“形式主义”一样，理论上的美好不代表现实的可行，年轻学生的完全“自治”，必然会出现诸多问题，例如错误的政治化、偏激的反动化。当时治理香港的英国当局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们发现不少学生会成员利用学生会的独立性，大搞“爱国（中国）运动”、“反英运动”，因此在英国对港的非民主性高压政策下，学生会备受监督，英警可以随意出入校园逮捕学生会头目，甚至殴打具有“反英”倾向的爱国学生会成员。1970年香港学生会组织成员展开“保钓活动”，英国警察大肆拘捕、殴打爱国港生，但在殖民统治下，香港几乎无人发声，没有人反对英国警方监控、镇压学生会集会的行为。但是，这些却在香港回归之后，发生了变化。正如英国在香港回归前突然释法让个别香港人拥有所谓的“普选权”一样，英国也在学生组织身上，安插了不少雷弹。因此回归后的香港学生会组织，回归到了最初的“自由放任”的阶段，不受地方政府管控、不受安全部门监督、不受学校管理层干预，可以说是“极度自由”。
而这样的“极度自由”，在回归之后，便给了反华势力和亲英美势力钻空子的机会。也因此，香港学生会逐渐沦为了反对势力的渗透基地，在政治道路上越走越偏。可是，从我们大陆人的认知来看，如果只是单纯的“学生会”出了问题，影响应该不至于这么大，毕竟区区学生会，一没财力，二没多大影响力，应该不至于影响一两代人。不过，如果你知道香港学生会的会员制和雄厚的资金财力，便不会这么单纯地认为他们掀不起什么大风大浪了。事实上，几乎每一个香港学校的学生会，都算得上是一个资金雄厚的“小财团”，而且他们拥有大量的会员。简单地说就是：背后的资金连，足够让他们干大事，而特殊会员制，则使得他们影响力颇广。香港学生会的资金，主要由三大部分组成：历届校友捐赠，社会组织捐赠，学生会费缴纳。而各所大学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史进程中，校友无数，因此得到的捐赠款项也相当之高，更何况还有一些“特殊用意”的组织的资金也在流入。此外，广泛会员缴纳的会费，近年来也能以“百万”为单位供给学生会的运作，因此学生会可谓是“富庶集团”，不愁吃喝。香港大学1984届的学生会会长冯炜光就曾公开透露：1984年的时候，港大学生会旗下的股票资本就超过了700万港元。凭借这样的经济实力，2012年3月，港大学生会更是直接一口气花了30多万港元在香港八大报刊刊文质疑梁振英，此举直接影响了香港选举态势。香港学生会的会员制，是以“普遍化”的形式存在的，简单地说就是：把学生绑架，以近乎强制性的手段，让学生成为会员。这主要是因为香港学生会的《会章》规定：所有全日制学生都是学生会会员。这一条例，直接绑架了那些本不愿加入的学生，而学生会也成功地“代表”了数以万计的学生群体，因此其“影响广泛性”的目的达到了，这也就是为何学生会在香港能呼风唤雨的一个主要原因。按理说，如果按照拟定的“美好路线”走，这样的学生会也不是什么“大害”。可问题就出在了这“路线”上。随着黎智英、陈方安生之流的汉奸势力渗透、敌对势力毒害，香港各大高校的学生会，开始走上了错误的道路，一些学生会代表为了政治前途、经济利益，而公然利用学生会领导的职权，开始各种作妖。因此，香港学生会越来越黑暗。
香港的学生会领导学生，影响着年轻一代学子，因此学生会烂了，年轻一代便会跟着废掉。这些港人难倒都看不出来吗？难倒都没有人出来试图逆转这一恶化的局面吗？答案是“当然有”，只是行不通。虽然香港的学生会号称“民主选举”，但其传位的形式却是“钦定”的，这是因为担任学生会要职往往要休学一年，因此不仅内地学生不会考虑参与，本地学生也多半不会愿意浪费这些时间，所以学生会高层通常会在换届的时候钦定、物色接班人。这也就意味着，一旦学生会高层被激进派、敌对势力控制，就很难再回到“民主”的道路上。而从历年的竞选情况来看，如果候选人不是“他们的人”，往往也都会被以各种理由除名。因此，从选举、传承的角度上看，香港学生会的制度漏洞，造成了学生会“政治沦陷”的局面。而这些年，也有很多人试图改变这一状况，但都被现有的敌对力量给镇压了下来。一些爱国爱港的人试图通过注册新的组织与“被妖魔化的学生会”抗衡，但妖魔化的学生会的政治支系、资本关系早已成熟，其背后更有黎智英、陈方安生等汉奸的手脚，因此要反扑这股妖风，往往中途流产。此外，再加之港人多数在“西式民主”的洗脑下，精神麻木，因此无大事大乱，根本也不会意识到这其中的利害关系。于是，被边缘化的香港学生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成功地带跑偏了几代香港年轻人，包括伍淑清女士所说的“废掉的两代人”。学生会的“妖言蛊惑”和“大肆怂动”，在年轻人受到良好的教育前提下，其实是实现不了的，与其说学生会的妖魔化造成了年轻一代走错了路，不如说是学生会的妖魔化加剧了香港年轻一代人的思想偏差。因为，真正的问题根源，在于从小耳濡目染的教育。早前在欧洲，我遇到一个香港人，一个极度信奉“西方精神”的香港学生，他和我聊港珠澳大桥的事，上来就是一句：北京太坏了，要逼我们修这座桥，我非常反对。我非常不解他的想法，怎么大陆人就又“坏得很”了呢？于是我问他为什么。他回答我说：这破坏了生态，汲取了香港资源，对香港来说劳民伤财，弊大于利。我问他结论哪里来的，他说：我大学教授告诉我的，国外媒体也都这么说。我用很平静的语气和他解释这座大桥将给香港带来的机遇，给他展望了未来，从市场、经济等诸多角度进行了系统化的知识普及。结果他来了一句：谁不知道，你们大陆人都很自私，你怎么知道是利大于弊？你能知道以后的事情吗？他的语气显得很骄傲，是那种“和傻子对话”的态度。我有点恼，于是回问：那你们的结论从何而来？你调查过吗？你科学的测算过吗？仅凭你大学教授的一句话，便否定了事物发展的两面性吗？在我的质问之下，他吱呀了几句，意思大概是我来自大陆，我说的话都说“屁话”，因为我是在大陆被洗脑了。他的态度之高傲，对事之轻蔑，目光之短浅，以及对大陆的抵触、偏见，对国家战略的短视，确实让人看到了香港年轻一代的悲哀，而这种悲哀，源自教育。
▲意大利米兰街头，怒骂华人同胞是“被洗脑的傻X”的香港废青。
曾有媒体曝光称，香港的幼教、中小学教育被境外渗透的严重，学校的老师很多思想不端，甚至公然告诉学生“内地人是丑恶的”，但香港却无人出手治理这一问题。我们目前无法确切的取证，这些事情是否真的在香港校园里发生，毕竟没有录音录像，但我们却能从香港的“毒教材”中，看到这样的“渗透”。想来关于“毒教材”的内容，已经不用笔者多做解读，大家也早有所闻：反中反政府反警察，丑化中国，美化西方，实打实的“精神殖民教育”。不难想象，年轻一代的香港人，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下长大，变成今天这副模样，也是意料之中的。而要去改变这些思想已“废”的人，是非常难的。因此，我们与他们说再多的道理，都不过是对牛弹琴而已，一是他们听不懂，二是他们根本不愿意听。看到近来香港废青暴徒在街头的种种暴行，我都感到不可思议，因为这些行为，于我而言，是万万做不出来的，或者说是对大陆人来说，这是绝对不可行的。因为我们自小，所接受的是传承千百年的“道德教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有国才有家，国泰民才安。
可我们今天看到，很多香港年轻人似乎并不懂这些“处世之道”，很多年轻人高举被极端化的“西式民主”的旗帜，到处打砸抢烧，甚至谋害他人，他们不但不考虑此举是否影响别人，甚至还要为了自己的一时痛快，试图剥夺他人的性命。很显然，这已经不是单纯的“道德”问题了，这完全是人性缺失的“恐怖主义”。纠其根本，是因为在西方势力渗透的“洗脑”之下，年轻一代的香港人信奉了被曲解的“民主精神”，而传统道德教养的缺失，则导致了他们在所谓的“民主浪潮”中越走越偏，成了今天这副模样。也正如伍淑清女士所说，废了的两代人大概是“救不了”了，未来要抓的，是下一代年轻人，香港不能再这样“道德沦丧”下去了。▲11月11日，一香港市民因不支持暴徒，而被暴徒纵火焚烧，现场画面骇人。
如果能有一个好的舆论环境，给香港社会做出正确的引导，那香港年轻一代人的“病”，便还有缓和的余地。可就目前来看，香港的舆论环境，不容乐观。英国在离开香港前早已埋好了“废港”的舆论炸弹，他们在香港回归之前，安置了比英国更为自由的社会“舆论”体系，极大的削弱了港府的权力。明面上说是为了香港的民主，实则是为了日后乱港打下基础。黎智英的《苹果日报》这么毒，脸书、推特公然支持暴徒，这些舆论乱象在今天的香港根本就是“正常现象”，被美化成“民主自由”的妖魔言论，在这种模式下大行其道，甚至连港独媒体也能无所畏惧地招摇过市，对着港警、港府和无辜的爱国同胞大泼脏水，沦为敌人的武器。可想而知，在这种舆论环境里，思想尚未成熟，人生经验不足，历史知识匮乏的香港年轻一代，想不被毒害都难。因此，今天我们看到这么多“废青”在街头狂欢，跪舔英美求收留，其实也都是“正常现象”。很多人问我：香港还有救吗？我的回答是“当然有救”。在《都开始杀人了，谁能救香港》这篇文章中，我已经说过了，要想救香港，就必须有更多的香港普通人觉醒，站出来对这些乱象说“不”，否则大陆同胞再怎么扶持，也是徒劳。懦弱、颓废、退缩，只会断送香港的未来；港人若不勇敢，若不团结，香港则无望。愿香港同胞能团结，我等苦口婆心，只求香港来日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