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中国，诗礼教化的国度。然而，“诗永志，歌永言”、“发乎情，止乎礼”、“诗无邪”、“兴于诗”……随着文言话语的陨落，这些汉诗教化传统，渐行渐远，渐依稀。
现代诗，很难在音韵、修辞、节奏都能100%，多是偏执一个方面，呈畸形发展态势，难以执掌“教化”职能，而古典诗的魅力在于，讲究词藻依着音律走，并于音韵、节奏、修辞等诗之所以为诗的因素上，几乎准确命中，读来能激发人的情志体验力。
把横排文字，变成竖排样式，不必押韵，虽不全是好诗，然而像诗，就行，新诗给人的印象：似乎人人可以为之。
“用最美丽的句子去编排，去表达”——新月派大才子叶公超，谈论新诗时，透露了新诗的偏颇：重修辞，轻声响。由于格律音韵的难以娴熟，摒弃声响的考究，堆词叠句，难以琅琅上口，使人兴起。加之白话语境下，新诗要整合全新的汉语表达，一时间变得音韵词藻皆精致玲珑，似乎有点求全责备。
新诗到底朝着发散的方向迈进：没一定体格，形式千变万化，诗的自由化，几乎成为中国新诗的代称。文无定体，能通，诗无定体，写作上很自由，很方便，就接受层面，却显得很牵强，因为你认为是东，我可以认为是西，各执一词，难有共识，难以共鸣。
中国新诗探索了将近一个世纪，当取得一些自以为是的成就时，谁还敢大胆喊一句：我们是否走错了路？
当大众对诗的接纳，仍停留在古体诗、词、曲、赋等韵体文字上时，知识分子极力张扬各种主义与思想的白话诗体，只越来越走向小国寡民的孤芳自赏，没得到老百姓广泛的关注和应有喝彩，实在在所难免。这并非寓示文人学士们要迎合平民百姓的口味，复古文言，重拾古诗的套路，而是要反思中国文学文化背景的变迁，及其牵扯起来的文学精神的断层，这是我们需急切认知的。
二
中国古典文学精神与现代文学精神出现过两大断层：
一是五四文化运动，摒弃文言语境，古典文学实践连带终止；
二是文化大革命，古典经籍被意识形态肆意批判，概念化的理解，流毒起来。
“我们一直缺乏一种对五四以来的极端反传统进行一次全面的反省，”诗人前辈郑敏不无感慨地说，“我们一直有一种文化上的自卑感，上世纪初政治上的自卑感导致了文化上的自卑感，把国家的落后归结于‘落后’的文化，因而把汉语传统文化从教育体系中分离出去了。”
“我们这一代已经感到是一种很大的损失。对于中国古典的东西，我们当时也念了一些，但是当时我们的心态就是一边念，一边觉得这没用，这是死东西了，我们当时都是这样的心态，绝对没有在私塾里念得那么真诚。今天的年轻一代，在汉堡包、电子游戏、网络中成长起来，我们脑子里对于中国古典文化传统完全是一片空白。”
“我们今天新诗的问题，就像一个孩子长大了，但还是半诗盲。因此，我一直认为新诗到现在没有自己的传统。其实，任何创新，都只能在对传统的批判继承中进行。我们首先应当找回我们的语言与文化的传统。”（摘自《诗刊·郑敏访谈录》2003年1月号上半月刊）
80年后，普遍存有对古文化的漠视，以致遗弃，此时是新诗的又一大繁荣期，然而，90年后，却普遍存着对新诗的反感，甚至拒之千里，这与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传而不承，承而不全，关系重大。
诗的伟大，在于它的民族特性。关于这一点，闻一多先生早前批评郭沫若的《女神》诗时，直接透视了新诗的病根：没有民族特性。这是由于它们弃古文化而趋于西方文化，且有若鹜之势，我们在闻氏《〈女神〉之地方色彩》一文里，找到这样的谔谔之论：
“现在的新诗中有的是‘德谟克拉西’，有的是泰果尔、亚波罗，有的是‘心弦’、‘洗礼’等洋名词。但是，我们的中国在哪里？我们四千年的华胄在哪里？哪里是我们的大江、黄河、昆仑、泰山、洞庭、西子？又哪里是我们的《三百篇》、《楚辞》、李、杜、苏、陆？……”
纵观闻一多的诗作，可以发现闻氏企图做好新诗与中华传统文华的接轨工程，他的诗作也用典，是源于中国的典故，固然，它们被诗人以现代精神彻底过滤后，以白话（或者口语，近乎曲子词的口吻）语境活现出来，读起来有本土味，很亲切，很对中国老百姓的胃口。
相对于徐志摩以土白、口语、俗语等入诗，并以此来活现西方典故，演绎西方个人思想的诗作，闻氏诗作，于音律上少了点轻巧，然而，却于创造性的转用古典诗的格律，以行文思想创制格律，且思想高远，读来似杜甫诗，叫人不厌再三把玩、品读。
三
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种情况：自由诗风行，可以把古体诗打得遍体鳞伤，甚至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不超生。现在算是自由诗的天下，但是，人们叹服入地狱的古体诗，而不是上天堂的自由诗。原因？不是因为古诗难能而可贵，而是自由诗体现不了中华民族的语体特性，它不是中国汉语诗的最终出路。
中国新诗的文化观，源于西方，受自由诗体影响，遣词造句虽是汉文，但审视生活的思索模式，翻版了西方，句式也有很多西化的倾向。
然而，“在西方，自由诗的发展，直至自己逻辑性的终结比在我们这里快。它兴起，发展，挖掘殆尽，并像在绘画中的抽象艺术一样，过时。而我们在一开始就看出沿着这积极道路走毫无出路。”——这话不可能是中国文人说的，他们戏重自由诗到了极点，这话是俄国文学家索洛马欣在他的《掌上珠玑》散文集里提及的，用在中国诗坛，显得很恰当。
据说，闻一多、何其芳、臧克家等新诗实践的猛将，最后都动摇了对自由诗的执著，并因自由诗没有一定体格，像“不穿衣服的美人儿”而深感困惑。
“中国新诗我觉得还有一个形式问题尚未解决。从前我主张自由诗的。因为那可以最自由地表达我自己所要表达的东西，但是现在，我动摇了”（何其芳1944年反省新诗前景时，如是说）。
确实，没一定格式，也就没有限制，没有标准，美是难以体现出来了。中国新诗写作上很自由，几乎没有限制，这不是好事，没有匡匡，很难把汉语的优点表达得淋漓尽致，这是自由诗唯一憾事，是其最大的不自由。（文/汤树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