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部贺岁片看善恶表征(下)

 汤树东   2009-06-23 09:47   1522 人阅读  1 条评论

  《天下无贼》里“双王”(戏中主人公)想让“傻根”达成“天下无贼”的美梦,一路护送他携巨款安全回到河南老家,他们一路上的好义之事,皆源于女主人公(刘若英饰演)在西藏的一次“拜神上香”,而男主人公(刘德华饰演)这一瞬间的转变却在于他获知他的相好已怀上自已的骨肉,两人达成“要为下一代积点善德”的共同愿望。因此一路上“双王”皆走在“悔”的道路上,——难怪最后“微服私查”的警察也想为他们设法脱罪,只是“法律”太强硬,他们以前犯下的罪行会使他们坐牢,这一点无可厚非。
  
  观众对双王的形象开始时也是混沌含糊的,他们也只不过是一般的“梁上君子”,做不出什么伟业的。如果说“双王”找到了从善的原由,且真情实意拼着性命地为护送“傻根”的系列举动,还不足以打动观众,而剧情最后男主角与“贼头”(葛优饰演)的生死一搏,最后付出生命(这一条命他本可以保过来的),他被“贼头”的“拴铙”拴死的一幕大有崔人泪下之力,即使你不被感动,而他的形象无疑会在你心目中打上强劲的感叹号:男子汉就应该这样,英雄就因该这样!——而这都是一瞬间,在善恶的恰切表达中淋漓尽现的,如果你有足够的情致感受力,你定会为片尾最后的那段唱词(刘若英主唱的)悟出强劲的悲剧的力量。
  
  两部贺岁片在剧情模式上无不再现善恶正义邪恶,《功夫》全剧几乎以卡通模式,超现实地表现,里面没有警察更没有政府,除人心境界高下决定胜负之外,“功夫”始终是中性的东西,是人心善恶使其“正邪分明”。走温情唯美之路的《天下无贼》里面有警察有法律有政府,这些理性世界的象征,其作用是为是与“伦理道德”善恶形成一种对比,正如《悲惨世界》里的冉阿让与那个顽固的警察(他在小说里并不是光荣的对象),前者是伦理之善,后者是法律之善,当两者都极致地趋向完美的时候,就会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文字与影像的艺术之源就在这里,我们这所以感动就是因为我们往往同情前者,从而导致了艺术的“悲剧的诞生”。
  
  至于爱情是否有善恶,这在两大贺岁片里面没有很强烈的渲染,致使它只是促发“善恶”转折的情感基因。《功夫》里的“打不死”并非一下子就转变过来的,剧里安排了他与爱他的那个“永远沉默”的女孩(打不死少年里对她有救命之恩)相见的一刻,“波板糖”是他们的信物。“波板糖”的出现造成了“打不死”向“善”的转变,如果说《功夫》里这一点还比较隐晦,那么《天下无贼》里“双王”由“无善无恶”之境导向善行,则确确实实是由于爱情,因为他们已有“下一代”。在《功夫》里是善行产生了爱——剧中沉默女孩对“打不死”的义举而升发永恒之爱,再由她的爱促成“打不死”由恶转向善;而《天下无贼》则是由爱产生了善,再由善升发为爱——对下一代的慈爱,对傻根的一种博爱。
  
  善恶之于人性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但它们并不因为这样而不存在,并不因为我们没有时刻见着具像的明证而没有,也并不因为人们还没争辩明白到底是“性本善性本恶习”而不敢确信,它们确实已确信于人情世事中。有人就有江湖,有江湖也就会有善恶,也因为有善恶,才会有所谓的美与丑。只是“善中有恶,恶里有善”,在善与恶正与邪美与丑之间有一道宽大的空间,里面生存着无数的人,有庸众也有英雄,但以庸众剧多,皆有待悲剧力量的催化,才能清楚善恶是什么一回事,生活中除了戏剧电影能给我们感受到这些情致以外,我们很难领略什么是“英雄主义”,或者我的这一说法根本就是“天下无贼”永远就是一种愿望一样,因为我们在现实里几乎不再找到真的英雄,就是男子汉也少之又少了。(文/汤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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