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体字就像裸奔

　　繁简之争，没得争，估计肯定简体字赢。简体字轻装上阵，赤膊而为，实用、简洁、明了……单就“实用”一说，就给繁体字一记狠狠的耳光。但是，两者之争不过是历史造成的误会，繁简字毕竟都是中国字，各有生命力，用谁不用谁并不会造成饿了百姓、亡了国家的地步。
　　
　　记得小学时候，学习汉字，老师并没有讲明中国汉字有繁简之分，当时教的就只是简体字，我也连带以为简体字就是中国字，中国字就是简体字，人人都在学，在用。回家过年读对联时，天真的把“花開富貴”的“開”字看成了别字，村里的长辈说我学习不认真，认错了，我把《新华字典》找出来查，可查不到这号字，于是以为村里的长辈都错，我没错。后来才发现，那是繁体字，就是村里人说的“深笔字”——笔划比较繁多的汉字。
　　
　　在长辈眼里，繁体字和简体字没什么区别，因为他们都认得。可是到了八零后、九零后，或者更后一点的年青人就大多只认简体字，不认繁体字，因为小学不教繁体字，到中学才认些繁体，如此类推的话，繁体字之不如简体字且日渐退出历史，便可见一斑。
　　
　　但是，到了大学，学校发我们一部叫“中国古典文学选读”（姜书阁主编）教材，里面全是繁体字，给我这个一直用简体，看简体的年轻人很大冲击，繁体字确实很正规，很酷，因为很多同学都不全认得。睡我上铺的一位同学背教材里面的一篇韩愈的散文，问我：这个“鬱”怎么认？刚好那时我正在读香港上海书店出版的《徐志摩全集•志摩的诗》（繁体字版），里面常出现这字，这字是表意心情不好，是“郁闷”的“郁”字，同学还说我博学，叫我哑笑不已，哪来的博学，这不都是中国字么，但当时我却因而觉得学文科的中国大学生还是花点时间认认繁体字，因为我们如果读古汉语都读简体版的，那会有种失真的感觉，毕竟古人写那文章时是正儿八经的用繁体字写的、印的。
　　
　　回到当下文坛闹哄哄的“废简体、立繁体”或“弃繁体，倡简体”，各持一端，闹得慌。作为局外人，我但是觉得这是一场胜负鲜明的较劲，官方用什么就用什么，所谓上行下效这道理谁不懂，赏他个耳光。你不同意，说繁体字怎么好怎么好，那么设坛讲学，大教繁体，并身体力行用繁体，像当年坚持用文言文写作的学者那样特立独行。然而，中国人少的就是实践精神，说得多行动得少，因为中国时下民间确实几乎没有公益组织发起过倡导繁体字学习的，还说什么“弃繁体，倡简体”，压根儿就不会有社会民众基础，靠一两个学者声援声援，说了等于没说，因为大家还是沿用简体，至少大陆十多亿人还在用。
　　
　　繁体字存留了中国文化密码，如书法艺术用繁体，这一点无可厚非，而说它不实用就有点乱扣帽子。如果真不实用，那么香港、台湾，还有海外那么多华人岂不是都成了傻蛋，是不切实际的人——他们可都在用繁体，还美其名曰“正体字”！我看倒是使用习惯问题，中国大陆地区的老百姓沿用简体字，顺应国家政策，好几十年啦，一时半刻改不过来，香港、台湾同胞沿用繁体字，也好几十年，一时半刻转不过来。如果现在大陆开始沿用繁体字，或港台沿用简体，不是说不行，而是没这个必要，既然繁简两者是同源的，那何必将相煎太急呢，两者并行最好。
　　
　　比如，修汉语言文学的，若只认简体，估计是不行的，学好繁体字有助于读好古典书籍，也有利于明白汉字的来龙去脉，以便更好的使用，建议出版现代史以前的书籍，倡导用繁体印一套，简体印一套，如中华书局印中国二十四史的做法，既有繁体本，也有简体本，这样读者可以各取所需；至于现代史以内创作的书籍、文章，就用简体字吧，若要销向香港、台湾，则印成繁体字较妥，入乡随俗嘛，总不能叫香港人、台湾人认简体，这样不礼貌，也不尊重人。
　　
　　修考古的，学繁体字是责无旁贷，因为古中国是用繁体的，你不识繁体，还找个人给你译么？搞书籍收藏、图书管理的，学点繁体字以免把繁体字的宋版书错认为拉丁文书籍，也是很必要的；学生也要识繁体，因为毕业后，若被香港台湾什么企业聘上了，别人可是用繁体字的，你可不能拿你的简体和老板较劲；白领、民工等也要认点繁体字，比如老板叫你送个东西到客户那，刚好客户那招牌是繁体写的，你恰好不认得，误了事丢了饭碗不好。
　　
　　看来，繁体字、简体字是同胞兄弟，用谁不用谁，是历史遗留的问题，我倒是觉得繁体字是盛装美服，锦衣而行，而简体字则是衣服脱得精光，裸体狂奔，不怕人笑，因为贵在实用、简单、明了……（文/汤树东，于2009年3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