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好多网友问猪肉为什么这么贵。那么，下面就来讲讲猪肉涨价的话题，让大家看看小小的猪肉牵涉多么复杂的博弈。
推而广之，你就会明白生活中那些貌似很简单的社会问题，其实真要治理未必那么容易。
1 猪肉为啥涨势凶猛？
今年猪肉价格涨势很猛，甚至拖累了我们整体的CPI指数。9月我们CPI指数达到3%，其实主要就是猪肉涨价造成的。
9月猪肉价格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现在普通猪肉零售价已经超过30元/斤，在部分大城市甚至超过40元/斤。
具体原因大众都知道，一个是受非洲猪瘟的影响，一个是受前段时间环保整治的影响。除了这两个导火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今年又面临着一次猪肉上涨的猪周期。
从21世纪开始，我们的物价指数长期跟随猪肉而波动，猪肉价格大涨，物价指数（CPI）就一路飙升，猪肉价格下跌，物价指数就迅速下降。这个猪肉价格波动的周期就是著名的猪周期。
找了一张近十年猪周期的波动图（没找到全国的，找了一张四川省的，大家凑合着看），大家感受一下。
四川省近十年猪周期波动图
现在我们要探讨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有猪周期？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宏观调控为什么治理不了猪周期？
先给一组数据，2016年全国人民人均肉类消耗量是59.5公斤，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数据，14亿中国人每年肉类消耗量在亚洲排名第一，在全球排名大致是第十。
这个数据也代表着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是非常不错的。
这个肉类消耗量主要就是猪肉，我们每年猪肉消耗量大致在5500万吨左右，这个数字是全球猪肉消费的一半。
全球每年猪肉出口大致是800万吨左右，也就是说，我们把全球猪肉出口全买光，也只能满足全国人民16%的猪肉消费需求。所以，猪肉靠进口是不行的，主要还得靠我们自己生产。
这个自己生产就要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首先就是原料的影响，我国喂猪使用最多的原料还是豆粕——也就是大豆榨油后的残留物。
大豆我国主要靠进口，是全球最大的大豆进口国。21世纪初我国加入世贸开放杂粮市场后，国际粮商利用低价优势很快就干掉我国的大豆产业，然后操纵国际大豆价格，在06年—08年不到两年时间，将国际大豆价格拉了近3倍的涨幅，直接导致07年我国猪肉价格飙升近1倍。
08年3月我们国家队进场，与国际粮商争夺大豆定价权，8月全球爆发金融危机，大豆价格暴跌，我们国家趁机大量收购大豆作为战略储备，从此逐渐稳定了进口大豆价格。
其次就疫病对猪肉生产造成的影响。2006年下半年，部分生猪主产省暴发猪蓝耳病疫情，除生猪直接死亡损失外，还导致患病母猪流产或死胎。
又如，2010年冬季到2011年春季，一些省区发生仔猪流行性腹泻，个别养殖场小猪死亡率高达50%。疾病导致供应减少，大大推动猪肉价格上涨。
本次猪肉价格大涨，主要的导火索就是2018年爆发的非洲猪瘟。这次非洲猪瘟来势凶猛，波及面巨大，而且缺乏有效的手段防治，所以直接导致2018年猪肉生产锐减——
据统计2018年猪肉生产仅达到3100万吨，只有过去产量的60%，这是促使2019年猪肉价格的大涨的主要推手。
我觉得原材料价格波动、疫病等等这些都是外因，属于事件性突发性因素，它对猪肉价格有阶段性影响，但是不能左右猪肉价格的长期趋势——也就是猪周期。
决定猪周期的主要还是内因。
这个内因就是我们的生猪养殖模式。
目前我国猪肉生产只有20%是规模化养殖，占比高达80%是农户养殖——几亿头猪分散在几千万个农户家庭中养殖。
这种以农户散养为主的生猪养殖模式是最麻烦的事情。
农户散养首先就很难对猪肉生产的源头进行检疫与防疫的管理。
中国农村地域广阔，猪肉养殖牵扯千家万户，国家不可能招聘几千万个防疫员挨家挨户进行管理。所以，我们猪肉的品控只能在销售环节（市场）管理。
但这个模式是有漏洞了，假如一个农户有猪病死，他绝不会自行将猪肉销毁，一定会找猪肉贩子低价卖出去。
猪肉贩子收购有问题的猪肉也有无数种办法绕开市场监管，直接出售给小餐馆或者非法的肉类加工厂。
农户散养的模式最大的弊端就是容易造成猪肉生产的大起大落的波动，由于散养的农户缺乏及时准确的市场信息与预测能力，只能随着生猪价格的波动而跟随性决策，或者盲目扩张，或者恐慌性退出，最后造成了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猪周期——
猪周期的运行路线图为：猪肉价格大涨——母猪存栏量大增——生猪供应量剧增——肉价下跌——养殖户大量淘汰母猪——生猪供应量减少——肉价再次上涨……
从2000年—2010年，我国差不多每三年左右就来一次猪周期，2010年之后，猪周期差不多四年来一波，为啥2010年前后是不同的猪周期运行规律？
因为2000年—2010年我国城市化速度很快，每年平均城市化率达到1.5%左右，2010年城市化率是50%，2010年后城市化速度开始下降，2018年才达到60%。
这个城市化速度对猪肉需求也有影响，城市化意味着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农民收入提高会加大猪肉需求。
现在问题来了，从管理层的角度，能否通过逆周期调节来缩小猪周期的影响？
这个很难。
首先猪肉生产是农户散养，管理者很难及时掌握准确的全国生猪养殖数据。
其次，当猪肉价格出现异常波动时，管理层还只能采用较为温和的政策手段来鼓励农户养猪——力度还不敢很大——因为政策力度大了，会过大的刺激农户的猪肉生产，未来反而会造成猪肉生产严重过剩，直接导致未来猪肉价格暴跌。欲速而不达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猪肉生产过剩国家能否出手收购来稳定肉价呢？
这也比较难。
因为猪肉不是粮食，储存时间短而且储存成本很高（要修建冻库，要耗电），一个猪周期长达三四年，中国每年猪肉消耗高达5500万吨，国际市场猪肉需求也不大，国家总不可能收购几千万吨猪肉储存——财政也没这个财力来建设足够储存几千万吨猪肉的冻库。
所以，不管是要解决食品安全问题，让老百姓吃上放心肉；还是要消除猪周期波动的影响，都要从源头上解决这个猪肉生产以农户散养为主的问题。
要解决农户散养的问题就得扩大规模化猪肉养殖——就是推动养猪产业化。
2 为什么不搞规模化养殖
假如我们猪肉生产能有70%以上都是规模化、产业化养殖，那么不管是检疫防疫、确保猪肉质量；还是消除猪周期的影响都不是问题。
道理是这个道理，但是具体实施却非常难。因此会有猪肉为什么这么贵这个世纪难题。
我们国家虽然一直在农村提倡生猪规模化养殖，其实政策扶持力度一直都不大，直到2018年，才出台了力度较大的政策。
包括农村生猪养殖达到500—999头政府补贴20万，达到1000—1999头补贴40万，2000—2999头补贴60万，3000头以上补贴80万。
这种国家财政给与规模化生猪养殖补贴就是希望让规模化养殖企业在生猪生产中有成本优势，以经济手段逐步淘汰农户散养。
为什么国家不采用更有力的手段来淘汰农户散养？
因为我们城市化水平还不够！农村还有大量的农业人口！
我们农村人均耕地少，只有2—3亩，光靠种植那点收入喝稀饭都不够！养殖收入是农村人口重要的收入来源。
你不让农民养猪，农民收入就会锐减。要知道每年提高农村人口收入是地方政府的一项非常重要的考核指标。
这两年我们搞扶贫攻坚，扶贫对象主要就是农村贫困人口，这些人口怎么脱贫？现在主要还是靠养殖手段——把猪仔送给农户，让后农户养肥后再收购，这是我们目前最主要的扶贫手段。
你看看，国家治理就这么错综复杂，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很多治理目标都是好的，但是落到基层往往会造成尖锐的矛盾——生猪养殖就是一个典型：
要保证食品安全、让老百姓吃上放心肉；
要消除猪周期，防止猪肉价格大起大落；
解决办法就是扩大生猪规模化养殖，干掉农户散养；
要保证农村人口收入，
要让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致富，
解决办法就是鼓励农户开展养殖；
假如你是决策者，你如何选择？
如果从更深层次分析，上述不同的治理目标其实代表着不同人群的利益诉求：
食品安全、放心肉、猪肉价格稳定——城市市民的利益诉求；
农村人口收入增长、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农村人口的利益诉求；
假如你是决策者，你觉得应该优先满足哪个人群的诉求？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国家性质就决定了管理层不可能不照顾农村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虽然农村人口在网络舆论上没有自己的声音（网络舆论还是主要被城市中等收入阶层所掌控），所以，国家在生猪生产规模化养殖方面推进的力度并不大。
我们的猪肉生产直到今天还是以农户养殖为主——这不是懒政，主要就是为了照顾农村人口的利益诉求。
我们生活中遇到很多社会现象，很多人总觉得这些问题治理很容易，其实简单的问题背后往往都牵涉着复杂的利益博弈，单一线性的方案一定会导致按下葫芦浮起瓢的效果。
3 环保治理与生猪养殖的矛盾
还是以生猪养殖为例。
前面我们提到，要根本上解决猪周期的问题，就要搞规模化、产业化养殖；即使不考虑规模化养殖对农户散养的冲击，要真正推进规模化养殖也有很多严峻的挑战。
比如环保的问题。
前几年因为大城市雾霾的问题，所以大家对环保也很重视。但是，真要落到实处去治理环境同样也会牵涉很多问题。
环保涉及的问题非常复杂，这里就讲讲环保治理与生猪养殖的矛盾。
2013年国务院颁布《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2015年修订《畜牧法》，对禁养区范围作出规定。
按规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风景名胜区，以及城镇居民区等，禁止建设省级政府确定规模养殖标准以上的养殖场。
这些法律法规关于养殖的规定出发点都是好的，但是禁养区的规定客观上也限制了规模化养殖的发展。
另外，从环保的角度，对于规模化养殖也有各种规定，包括卫生条件、排污排粪等等，这些规定客观上也提高了规模化养殖的建设与运营成本。
按：可能普通人不大清楚现在要建设一个大型养猪场的成本是什么概念。
去年某地产龙头企业去贵州扶贫，最初老板的打算是建一个10万头的大型养猪场，最后下面人做了一个养猪场的资金预算，居然高达好几亿元。
老板拿着这个预算也是勃然大怒——我搞一个5星级酒店投资也不过几亿元，修个猪圈怎么可能投资比修5星级酒店还高？最后逐笔落实预算，结果就是如此——
要修建一个满足环保、卫生等等方方面面都满足要求的10万头生猪养殖场，确实需要投资好几亿元。
嗯，猪圈就是比5星级酒店还贵。
与规模化养殖高昂的建设成本相比，农户在家庭中散养的模式反而有成本优势。
这还仅仅只是养殖场的建设，真要运营养殖，要满足环保、卫生、排污排粪等等规范的要求，规模化养殖的成本也要高于农户散养。
你看看，要搞规模杨养殖，即使政府给与一定的补贴，其实建设与生产成本远远高于农户散养。
没有成本优势，规模化养殖的企业怎么去与农户竞争？除非政府用行政手段强制性的限制农户养殖规模。在当前的条件下，这条路是行不通的。
4 根本解决方案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有没有一种方案既可以实现生猪规模化养殖，又可以避免对农户收入造成冲击？
有！
这个方案就是提高城市化率！
只有提高城市化率，大幅度将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我们的农村才能实现农业生产的产业化。
2000年我国城市率只有36%，农村人口超过8亿，2010年城市化率才达到50%，还有7亿人在农村。
所以，从2000年—2010年，我们的农村根本就没法推广规模化、产业化养殖，所以，在这个10年，我们也只能忍耐雷打不动3年一个轮回的猪周期。
2010年后，有一半人口集聚在城市，国家才能慢慢扩大农村产业化养殖的规模，猪周期从过去的3年一届，延长到4年左右。
2018年我国城市率达到60%，所以，国家才出台了较大力度的生猪规模化养殖的补贴标准，可惜运气不好，18年偏偏遇到一个席卷全国的非洲猪瘟，非洲猪瘟叠加猪周期让2019年猪肉价格大涨。
我估计我们城市化率达到65%以上，才有可能让生猪规模化产业生产超过农户散养，从而初步解决猪周期的困境，城市化率达到70%，我国生猪规模化产业生产才能占据主导地位。
如果我们生猪规模化生产占据主导地位，届时什么食品安全、放心肉、猪肉价格大幅度波动等等问题都可以得到有效的解决。
农民也不需要依赖家庭养殖来提高收入——大部分农民被吸纳到城市就业，少部分农民被吸纳到农村产业化企业中就业。
那么，怎么提高城市率？
提高城市率不是简单的将农民赶到城市，你得给农民提供城市的就业岗位，让他们有一份工作与稳定收入，政府还得提供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而要实现上述目标，就有一个基本前提：
我们的制造业实现产业升级！
把芯片、汽车、大飞机、生物医药、精密仪器等等最赚钱的产业拿下来！这些高端产业如果能拿下来不但能直接提供更多的高附加值就业岗位，还可以延伸创造更多的第三产业就业岗位。
你看看，生猪养殖这样一个典型的农业问题其根源还是我们经济发展不充分，工业化水平不发达。
所以，工业化水平才是一个国家的根本。
不掌握现代制造业，不拿下高附加值的高端制造业，你就永远只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你永远无法让城市化率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你就永远会面临各种治理目标相互冲突的尖锐矛盾。
所以，诸君加油吧！
让我们一起努力，推动中国产业升级早日实现。
写在文章的最后：
本篇就猪肉为什么这么贵一事，给大家提供一个视角，用系统的思维模式去认识一些看似简单的社会问题。
其实，在我们生活中，在我们工作中，这种系统的思维模式同样重要。不管你是要走向成熟还是希望在企业里得到提升或是收入保持增长，首先，你就得扬弃那种单一的线性思维模式，拥有这种站在全局观察与思考的系统思维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