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刘少奇乃左右评价对立较大的中共领导人之—，左弃右扬，纷争不止。此文试图进一步探讨刘少奇的历史地位。
—、简历
1898年11月24日生于湖南省宁乡县。少年时期上过私塾（中国旧式初级学校），1919年中学毕业。
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2年从莫斯科回国，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不久到江西省西北部的安源煤矿同李立三等领导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随后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代主任，主任。
1925年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此后在上海、广州、武汉参加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和武汉工人群众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
1927年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大革命失败后，他先后在河北、上海、东北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1930年夏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当选为执行局委员，留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
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秋回国，任中共中央职工部部长、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他在长期工作中逐渐认识到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应该实行深入群众、长期隐藏、积蓄力量的方针，并曾对当时中共党内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左”倾错误进行过某些抵制。
1932年冬进入位于江西省南部和福建省西部的中央革命根据地，领导职工运动，后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
1934年10月参加长征。
1935年1月在贵州省遵义县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1936年春赴华北，先后任中共中央代表、北方局书记、坚定地执行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并对过去党的秘密工作中的错误——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进行了系统的批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坚持中共中央的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领导了开创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作。
1938年11月任中共中原局书记，随后组织力量深入华中敌后。
1939年至1941年作了《论共产党的修养》等著名演讲，丰富了党的建设的理论。
1941年国民党阴谋制造的皖南事变，使新四军蒙受惨重损失。他在这时被任命为新四军政治委员和华中局书记，同陈毅等一起扭转了新四军的困难处境，恢复和发展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扩建了华中抗日根据地。
1942年，参与领导延安整风，拥毛批王。
1943年回到延安，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完整概括和系统的论述。同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毛泽东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在此期间，他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攻占延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刘少奇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转移到华北，和朱德一起负责中共中央委托的工作。同年7月至9月，在河北省平山县主持召开全国土地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确定的方针，进一步推动了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发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少奇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他在制定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等方针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0年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
1954年，主持批判高岗。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并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1956年9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规定了方向。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1957年，参与领导反右斗争。
1958年，积极参与大跃进。
1959年4月，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六十年代初期，中国的经济发生了严重的困难，刘少奇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参与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政策措施，使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参与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斗争。
1962年，参加七千人大会。
从1963年到1966年，他先后到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塞、越南、朝鲜、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进行了友好访问。
1964年参与领导社教和四清。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主持初期工作。
1968年，被开除出党。
1969年11月12日病逝。
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为恢复他的名誉作了专门的决定。
主要著作:《刘少奇选集》。
二、主要贡献
客观地讲，刘少奇历史上还是有贡献的。
刘少奇的青少年时期，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欺凌和封建势力的腐朽统治，中国已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正处在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中华民族正处于救亡图存的关键时刻，刘少奇像其他同时代青年一样，有拯救民族于危难之中的志向。
1、积极投身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响应五四反帝爱国运动。
2、接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１９２０年，他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１９２１年夏，他赴俄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坚信马克思主义“确实是真理，确能救中国”；同年冬天，他由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成为我们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3、参与领导工人运动。刘少奇参与领导安源工人运动、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武汉工人夺回英租界的斗争，是工人运动的领袖和主要领导者之—，曾经被看成党的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
4、参与白区地下领导。大革命失败后，刘少奇同志坚持战斗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北平、天津、哈尔滨等地。他同党内“左”倾错误进行坚决斗争。
5、参加中央红军长征。在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坚定支持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主张。
6、参加抗日战争。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党中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并派刘少奇同志前往民族救亡浪潮高涨的华北地区。他领导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党在华北地区的组织，成功实现党在白区工作的历史性转变，巩固和发展了党领导的一二九运动的胜利成果。刘少奇同志是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抗日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中原局书记、华中局书记，曾在三大战略区独当一面地开辟根据地和领导工作。他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华北抗日根据地和山西新军创建工作。他组织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出色完成党交付的发展华中的重任。皖南事变后，刘少奇出任新四军政治委员，同陈毅等同志一起，重建新四军军部，为把新四军建设成为党领导下的一支铁军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受毛泽东同志委托，统一山东党政军领导机构，调整策略方针和各方面政策，使山东抗日根据地迎来大发展的生动局面。
7、在延安整风中站在毛泽东—边，批判王明路线，在中共七大支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延安整风后，刘少奇地位上升，陈云等领导同志认为少奇同志与毛主席一起是苏维埃运动后期正确路线的代表，应当给予重要的领导责任。毛主席在那次会上虽然没作什么表示，但实际上肯定了这个意见。1943年3月中央机构的调整表明，少奇同志在党内实际上已上升为第二把手了。
8、参加解放战争。他在毛泽东同志赴重庆谈判期间，主持中央工作，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作出了贡献。参与领导土地改革运动，为亿万农民彻底摆脱几千年封建土地制度的剥削压迫作出了贡献。
三、问题
1、新民主革命时期问题
主要是文革中的叛徒、内奸、工贼问题。
文化革命有个重要内容是抓叛徒，抓隐藏在党中央叛徒。
抓叛徒集团的起因是红卫兵发现有人叛变投敌反共的历史问题引起的。随后，红卫兵和革命群众又挖出所谓61人叛徒集团，问题都与刘少奇有直接关系，是在刘少奇的支持下写了自首书，写了反共启事而从敌人的监狱里出来的，然后又入共产党内，得到刘少奇的提拔重用，引起了中央注意，在查阅刘少奇的几次被捕经过的材料中也发现了不少疑点。于是，中共中央1968年初决定成立刘少奇的专案小组，把现实问题和历史问题结合起来审查，这个小组的总负责是周恩来，江青是其中的重要成员。
刘少奇历史上第—条罪证是湖南省公安厅、宁乡县公安局军管会转来的材料《杨剑雄反省》，其中交代：1925年12月16日，刘少奇在长沙文化书社被长沙戒严司令部逮捕。经审讯，湖南省省长、反动军阀、血腥屠杀共产党人的刽子手赵恒惕亲批将刘少奇“斩决”。刘少奇的同乡同学、湖南省政府会计、赵恒惕的至亲杨剑雄知道后，立即邀约刘少奇的把兄弟、长沙禁烟局局长洪赓扬、刘少奇的同乡、反动军阀的师长叶开鑫、贺耀祖以及刘少奇的胞兄、大地主刘云亭，联名具保，答应了赵恒惕的活命条件：“迅急离开湖南，不要在这里乱搞，好好读四书五经。”刘少奇完全遵照活命条件，于1926年1月16日离开湖南前往广州。表面上看，共产党员搞地下工作，被捕之后经人营救出狱，是正常的事，但考虑到当时的背景，以及同类问题的对比，就可以看出刘少奇这次被捕的复杂性和严重性。首先，1925年“五?卅”运动后，阶级斗争更加复杂激化。刘少奇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上海总工会负责人，他是躲避上海的斗争私自潜逃长沙而被捕的，还有人证明他是为了接自己的儿子来长沙的。这与坚持斗争不幸被捕，完全是两码事。其次，白色恐怖的长沙，杀人不眨眼的赵恒惕，被捕时已公开的身份，经审讯而判决的“斩决”，都决定了没有强有力的担保、没有苛刻的保释条件，是不可能被释放的。同样的在长沙被捕，时间到了1927年，还是默默无闻的杨开慧，只不过因为是毛泽东的妻子，经过多少上层人士的多方营救，只因为杨开慧不答应活命条件——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最后被枪杀。再次，刘少奇一直回避这次的被捕，粉饰出狱的情节，对保释其出狱的主要参与者矢口否认以往关系，甚至当杨剑雄要求刘少奇念在这次保释的功劳而免去死刑时，刘少奇不光不认帐反而同意将其枪毙。这又说明了什么？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一致通过把这一条作为刘少奇被捕叛变的罪证。
刘少奇历史上第二条罪证是1927年在武汉、庐山等地进行叛卖革命的活动。第一个写出亲笔供词是董锄平。董锄平，1927年任湖北省总工会执行委员、武汉店员工会委员长，后叛变革命，解放后被刘少奇安置在武汉哲学研究所任副所长。其供词是：“刘少奇大约系一九二六年冬到武汉的，系全国总工会的副委员长，同时把黑手伸入到湖北省总工会，为省总秘书长，成为省总的当家人。出卖工人阶级，出卖党，做各个帝国主义者的代理人，做蒋介石的帮凶，保护资本家，破坏革命，干出了种种罪恶活动，择要列举如下：一、贩卖美帝国主义的工运黑货。刘少奇到武汉后，就摆出工运理论家、工运决策者架势，将党内负责各业工会的头头，召集到省总听他讲工会组织的课。据今日回忆，他基本是贩卖的美帝国主义者的‘产联’、‘劳联’那套黑货，拿经济主义来消失（蚀）工人革命运动。他还搞了一个工人运动讲习所，地点在黄陂会馆，也是拿的那套黑货去毒害学员，妄图把中国工人运动，纳入美帝国主义的轨道，把中国永远陷入殖民地。二、作英帝国主义者的代言人。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中国工人阶级、武汉革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自己的武装力量——工人纠察队，一举而夺回了英帝国主义在汉口的‘英租界’，开我国反帝斗争史的创举。在‘英租界’被我包围使汉口英总领事向国民党求援，要求派军队前往保护，由于革命群众强大的压力，国民党因以拒绝。该英总领事认为若再坚持下去，英帝国主义的反革命武装势必被我革命的武装歼灭，乃耍无赖，通知国民党，把‘英租界’托其临时代管，不承认‘英租界’已为工人阶级、革命人民自动夺回。可是英帝国主义在武汉的所谓‘政权’机器，已被我完全砸毁，英海陆军被我赶下长江，逃往军舰，英行政人员，惊魂失魄，纷纷逃上商轮、军舰，连夜驶往上海，我工人纠察队夺回汉口全部‘英租界’建立革命秩序。刘少奇这个工贼，迫令工人纠察队退出‘英租界’给国民党军警接防”1927年6月，“刘少奇调走工会骨干。刘少奇替国民党缴去工人纠察队武装，甚至连劳动童子团的木棍也收缴了。随即将工会党员骨干四五十人调离武汉，另调新人接替工会工作。刘当时说：‘这是保存党的力量。’实质是适应汪精卫的需要。因这些被调离的党员骨干，都有社会基础，如码头总工会的张计储等同志，完全可转入地下，继续同蒋汪匪帮作斗争。一调走，显然是为了减弱工会的力量，调来的新人，人地不熟，无法开展斗争，如店总的赵敏就被扑牺牲，刘少奇一箭双雕之计甚毒。”1927年7月，“刘少奇在革命紧要关头潜入庐山。刘在汪精卫‘七?一五’叛变前，我看到他身体很健壮，决没有病。刘在庐山‘养病’，住在大军阀朱培德的公馆，显然是有政治阴谋，与汪精卫党羽进行政治勾当。”
刘少奇的专案小组看了董锄平的亲笔供词着手取证。1927年6月28日晚，汪精卫、陈公博将刘少奇等人公开逮捕，次日上午，将刘少奇一人秘密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密谈，然后“释放”（见法租界巡捕房1927年6月29日给总领事的信）。而在6月27日前刘少奇就作好了解除工人武装的准备（有成柱周——1927年担任刘少奇的秘书——1967年12月27日的亲笔供词为证。供词全文是：刘少奇在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前作好了解除工人武装的准备：六月二十日左右，刘少奇叫纠察总队总队付朱菊和分队长周霖在纠察队总部把枪支登记好了，准备交给国民党。刘少奇在六月二十六日拿了一个电报稿，即《要求自动停止工人纠察队的武装》的勘电，叫我根据电报内容拟草出布告、致军事委员会信、致汉口卫戍事宜处信；告工友书、告军士同志是宣传部李昌荣起草的，都经过刘少奇亲自审查修改的。上述文告，于六月二十七日就搞好了，六月二十九日交枪前后都公开发布了。刘少奇在缴工人械前的言论：刘少奇在缴械前经常说：我在安源时，工人没有武装，照样搞工会，现在刀刀枪枪的太危险了，这样下去迟早要闯祸，不搞武装斗争好。不然，会影响全局。六月二十九日刘少奇对我说：若是不交枪，一定要造成流血事件，引起冲突，国共要合作到底，只有交枪，有枪反而危险。革命是要革命，有可能把自己的脑袋革掉，但是我们要保护脑袋。刘少奇在缴械后的言行：六月二十九日缴械后，在一个晚上，刘少奇说：现在把武装解除了，枪支交了，我也放心了，没有目标了，军队也不会找我的麻烦了，危险也小了。）而丁觉群在1968年的供词则详细地讲述了刘少奇在1927年6月份主动解除了工人武装后躲到庐山与汪精卫陈公博勾结，充当内奸，叛卖革命的情况。
刘少奇在历史上的第三条罪证是周恩来首先提出的。在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会议上，作为总负责人，周恩来说：“刘少奇的简历上有时写：1930年春，被一叛徒出卖消息而被捕于沈阳，在狱中坚不吐实，敌人找不出证据，遂得以出狱。后又把被一叛徒出卖消息而几个字划掉，改成在罢工中，可是有些材料上说刘少奇是1929年被捕过，这些到底是怎么回事？需要仔细查一查。”
刘少奇的专案小组调来当年满洲省委负责人的材料认真查阅。恰在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的革命群众把原所长孟用潜揪了出来，孟用潜的亲笔供词摆在大家面前：孟用潜即孟坚，与刘少奇同为满洲省委负责人，“1929年8月，我和刘少奇到奉天纱厂开支部会，讨论纱厂罢工问题，被支部书记常宝玉出卖被捕。当晚奉天纱厂审讯，刘少奇承认他是满洲省委书记，出卖了我，省委委员丁君羊、唐宏经、王立功、张聿修、饶漱石和省委秘书长廖如愿，还出卖了省委办公机关以及沈阳六、七个支部。第三天，奉天警察厅审讯，刘少奇进一步出卖了东北地方党组织，包括北满、东满、关东州特委和特委书记，以及大连、营口、清帮子、辽中、辽阳、抚顺、延吉等重点县市委和县市委书记。审讯后，刘少奇还在‘自首书’上签字画押。当晚，奉天警察厅继续审讯，刘少奇又供出了他所知道的省委负责人住址和其他省委机关。然后警察厅就要刘少奇和我带着警察去抓人。刘少奇说：省委主要负责人已经隐蔽起来，现在抓不到，反而会打草惊蛇。他于是向敌人献策，要求把刘少奇和我提前释放出狱，给奉天警察厅收集党的情报，为大规模破坏满洲省委和东北地方党组织做准备工作，其用心至为恶毒。几天后，奉天警察厅对刘少奇献策表示同意。为便于刘少奇和我继续混入满洲省委，决定地方法院对这一案将不作为共产党案审讯，而作为煽动工潮案审讯，不承认煽动工潮，证据不足，即可取保释放出狱。以后在地方法院也是这样审讯，这样判决的。出狱后，刘少奇同省委几个负责人说：这一案以煽动工潮开始，最后以煽动工潮、证据不足、取保释放而结束，是一个工潮案，不是共产党案，毫无问题。这样他就仍然当满洲省委书记，并决定调我到哈尔滨任北满特委书记。同年十一、二月间，刘少奇到哈尔滨。他同我说奉天警察厅找他谈过话，他也给警察厅送过材料，并要我给他收集北满的材料。那次给刘少奇的有阿城、珠河、牡丹江、东宁、密山等县委名单、支部和党员统计表以及县的重要报告。一九三○年三月刘少奇调离满洲省委，四月满洲省委遭到一次严重破坏。”江青看过之后，感到问题严重，建议马上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周恩来戴上老花镜仔仔细细把孟用潜的供词看了一遍，特别注意到供词的日期是“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刘少奇专案》成立之前，不是为了审查刘少奇才搞出来的材料；又考虑到孟用潜是个温文尔雅、风度翩翩的外交人才，自己对他解放后的工作表现还比较满意，他的供词应该是可靠的吧？！但是周恩来还不放心，又问道：“还有其他旁证材料吗？”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同志又拿出1929年与孟用潜同管满洲省委组织工作的丁基实（丁君羊）的供词，1929年参与逮捕、审讯刘少奇的当事人关辅金、徐廉奎、陈元祯、关庆云、刘青等人的亲笔供词。
周恩来看料后说：“刘少奇这个人可恶之极！我看可以报告毛主席、党中央定案了。”
1968年9月，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写出了《刘少奇专案审查报告》，整理成十六开74页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一九二九年刘少奇叛卖活动的主要罪证，材料的名字就是《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罪证》，提交1968年10月13日在北京开幕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审议。会议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在会上，全体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除了一位女干部陈少敏外，全都举手通过。
文革失败后，1980年，对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案，邓小平主导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恢复了名誉。
对刘少奇对叛徒、内奸、工贼案，毛泽东和邓小平主导的两个中央作出根本对立的结论，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间。笔者的疑问是，李大钊、瞿秋白、方志敏、彭湃、蔡和森等中共要人，凡被捕没有—个活着出来的，为什么刘少奇却数次被捕而活着呢?
2、新中国成立后的问题
解放前，刘少奇可以说是毛派，受到重用。解放后与毛泽东发生路线分歧，走上反毛泽东之路。
(1)、同高岗的道路之争
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的天下究竟怎么坐？为此党内高层产生分歧，产生了党内左右之争。刘少奇主张剥削有功，允许并发展资本主义，主张新民主主义过渡阶段长期不变。
刘少奇说：在现阶段，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少了。要承认资本主义的剥削是进步的；现在工人的痛苦是工厂关闭、商店关闭、工人失业、店员失业、生活没有着落，造成社会治安不稳。所以有人剥削比没有人剥削要好。工人要你剥削，不剥削就没法活。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是有功。
1951年7月5日，刘少奇在中南海对中央马列学院学员作报告-《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系统阐述新民主主义的建国大纲：
一、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经济，过渡需要的时间是相当漫长的，大约在15-30年之间；
二、新民主主义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化。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爆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任务就不变。二十年、三十年不爆发战争，我们的任务就是发展经济，埋头苦干，责无旁贷，把我国建设成为工业化强国；
三、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五种经济成份，即国营、集体、私营、合营、个体应各得其所，都得到发展。只有在全面提高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前提下，逐步增加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份，才能逐步地、稳当地过渡到社会主义；
四、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后，应以主要力量发展农业、轻工业及必要的军事工业。只有先发展农业、轻工业，才能安排好人民群众的生活，并积累资金去发展重工业；
五、反对过早地动摇、削弱甚至否定私有制，反对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步骤。搞建设性急不得，不可能一晚上吃成个大胖子，那只会得浮肿病。如果过早实行社会主义，势必会在城市和乡村触动私有制。中国产业落后，过早实行国有化，只会伤害私营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对发展生产大不利。在农村，不顾条件去推行集体化，搞苏联式的集体农庄，动摇私有经济，是太岁头上动土，你去动一下，结果农民认为你是搞共产，就把*牛羊都杀掉吃掉，私有树木也砍掉用掉，只会对农村生产力造成极大的破坏；
六、只有稳妥地渡过了新民主主义阶段(需要二、三十年时间)，工业发展了，农业发展了，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家经济主体的目标实现了，我们的经济企业管理干部也成长起来了并日渐成熟了，各行业的技术专家也大批培养出来了，工农联盟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巩固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安定并提高了，那时，我们才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的步骤。
刘少奇的路线，遭到高岗的质疑：
照少奇同志的说法，我们现在四、五十岁的一代人，是搞不上社会主义了？而资本主义一路搞下去，我们有什么前途？革命不是白干了？二、三十年后，农村不又成了新富农、新地主的天下？城市不又成了新老资本家和私营资本主义的天下？
高岗认为：刘少奇是资本家的女婿，长期在白区工作，重用一批城里地下党的变节分子，一说发展经济，就是发展资本主义。而我们边区武装斗争，硝烟弥漫，血雨腥风，追求的是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社会，决不轻易向资本主义妥协。在这个基础上，高岗进而伸引出"白区党"、"红区党"的概念，超出了党内正常争论的范围，已经带有日后文化大革命的味道。高岗这套理论，博得彭德怀、林彪、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等军界的共鸣，而且得到陶铸、陈正人、柯庆施等左派的同情和支持。
对中国走什么道路，毛泽东认为:
难道28年武装斗争，千百万革命烈士抛头洒血夺取政权，就是为了给阶级敌人作嫁衣裳，让已经被打翻在地的资本家、地主富农重新发展壮大?显然不行。刘少奇要保护、发展私有经济，先发展资本主义，后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不等于白干了？不行！全党干部不会答应，工人、贫苦农民不会答应。高兴的只能是民主党派、民主资产阶级、个体工商业者、富农和富裕中农，以及从属他们的知识分子。这是个大原则问题，不能依了刘少奇。必须加速城、乡的社会主义改造，加速改革生产关系。
毛泽东批评刘少奇的《历史任务》通篇不谈政治路线，不谈阶级斗争，不谈人民民主专政，光谈保护、发展私有经济，这是什么样的历史任务？
接着，刘少奇收回《历史任务》的讲话，痛作检查。高岗关于东北农村合作互助运动的报告被毛泽东作文批示，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全党。
毛泽东调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西南军政委员会书记邓小平、中南军政委员会书记邓子恢、华东军政委员会书记饶漱石、西北军政委员会书记习仲勋等进北京，以削藩的名义充实中央领导班子，实为对刘少奇等不放心。
原本刘少奇党内分工管组织人事，经高岗提名，任命饶漱石为组织部长。
成立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高岗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副主席身份任主席，与周恩来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身份领导的政务院平级，为中央人民政府属下的两大执行机构，专司财政经济，委员为陈云、董必武、彭德怀、邓小平、林彪、饶漱石、彭真、薄一波、邓子恢、李富春、习仲勋、李先念。
共产党中央日常工作实行刘少奇、周恩来、高岗轮流值班负责制；一人轮流值班一周。
成立书记处，主持党内日常事务，邓小平任总书记。
因为周恩来、薄一波取消国营企业税收优惠，与私有经济统一纳税，毛泽东严厉批评，周、薄两人分头大会小会深刻检讨，撤销薄一波中央财政部长和华北局第一书记职务，财政部改组。组织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安子文遭到批判。
七届四中全会，刘少奇就批评其在东北、山西合作化冒进，晋察冀土改，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和天津剥削有功的讲话，作长达一个小时的检讨。
最后，高、刘路线斗争由于出现高岗宗派主义剧性地大翻盘。1954年8月17日，高岗在被中央关押的状态下吞服大量强效安眠药而身亡，享年49岁。
高岗死后不到一个月，9月15日，筹备了近两年时间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选举毛泽东为国家主席，刘少奇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
值得注意的是，195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就高饶反党联盟定性讲话，除了"在党内玩弄阴谋，进行密谋活动，在同志背后进行挑拨离间"，以及"骄傲情绪"、"逞英雄"等等，没有提到高饶反党联盟在政治上路线上反党问题。
(2)毛、刘关于主要矛盾分歧
由于国际共运批斯大林和刘少奇战胜高岗，刘少奇力量壮大，并主导了1956年的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先进生产关系和落后生产力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写入了党章，毛泽东思想也从正式文件中消失。
毛泽东认为"党的八大关于我国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确。认为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1957年反右，1959年庐山会议，1964~1965年四清，1966~1976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反映了毛泽东1952年在修改中共中央《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时提出的观点：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的判断是正确的，改革开放后的复辟资本主义，也反映了毛泽东对主要矛盾的判断是正确的。而刘少奇的先进生产关系和落后生产力的主要矛盾观是欺人之谈。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政治路线上、执政纲领上，面临着越来越难以回避的理论挑战。建国之初的不同道路争论，在实践中始终没有结束。
(3)、反右扩大化及破坏大跃进
当时五十年代，世界上出了一个大事，就是匈牙利事件，老百姓上街反对共产党。毛主席发现一个问题，党内确实很多人，进城以后，居功自傲，官僚主义蔓延，老百姓确实对党有怨气，主席的整风办法是想，第一你是人民服务员，你应该接受人民批评，第二他认为可下毛毛雨不要下大暴雨，你有矛盾，我一点一点放气解决，怎么放呢？怎样避免中国出现匈牙利事件呢？就是整风，毛泽东针对党内的干部的整风。为了发动整风，主席从头到尾尽了全力，有一个简单的统计，跟民主党人士谈话谈十几次，发表文章就发表几十篇，主席谈话声情并茂，感动得许多民主党派人士掉眼泪，他们说毛泽东把心都掏出来了，我们再不参加整风不好。整风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费了很多的劲发动起来的。党内各级官僚实际上反对整风，对给自己提意见的群众很不满，但是主席定了的事也没办法，他们就在那等待着，煎熬着，寻找机会反击。整风的时候出现了两种错误倾向，受到了左右的干扰，所谓左，有的人确实从地方冲击一切领导干部，我有意见，就说，整风，我就整你，当然也有坏人报复，还有一种是右的干扰，具体表现突出的是南京学生案，集体上街游行，让蒋介石回来，发生这件事，还有党内那些大右派，很多有名的学者罗隆基等，要求在政治上轮流坐庄，不能你共产党老当一把手，整风形势变坏。
这个来自左右的压力很大，党内的刘少奇等人一块找主席，商量这事怎么办？他们都放出话来了，他们的意见要反击，如果你毛泽东继续整下去，责任我们不负了，我跟你说明了。毛主席当时的压力很大，党内的高层都这么看，主席当时觉得，确实应该解决一下右这个问题，让蒋介石回来不行，轮流作庄不行，所以他写了一篇文章，说事情正在起变化。党内的整风推动很难，因为多数当官的不积极，而当主席发动反击的时候，一篇文章，从中央到地区，从高级干部，到低级干部，拧成一股绳，要反右。什么叫右？你给我提意见，就是右派，什么是标准？就是谁给党提意见就是右派，我就是党，毛泽东这场整风斗争目的，是想要人民群众去反对反对党内的官僚，而结果却是党内的官僚最后获胜了，不但没整成风，反而变成了反右，反而打击了真正提意见的人。背后策划上街反共等的确是右派，但对于大多数人讲，处于对国家，对主席对中央的号召支持，要整风，参与了，最后落个右派，后遗症很大。实际上具体的前线指挥反右的是少奇、小平挂帅，对此，左派，包括右派很糊涂，认为毛泽东是反右的主角。我觉得脑筋最简单的就是右派，根本不知道当时毛泽东是整党内官员，右派谁是官？右派多数都是知识分子，学校的老师，大学的教授，或者哪个单位的工作人员，毛泽东什么时候说过整这些人？他一直是整官，一直是矛头向上，党内的官僚是想矛头向下，你怨什么毛泽东？为什么你就不想想你这个事跟你的顶头上司，跟少奇、小平同志有没有关系？所以说右派们糊涂，什么都往主席身上扣。当然，主席也没办法，谁让他是代表共产党员的旗帜呢？自然有些脏水要泼到他身上。但是整风和反右派，确实是两件不同的事，整风和反右没有达到毛主席的目的。
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大跃进路线，刘少奇内心是不赞同的，故用形左实右路线进行干扰。如刘少奇大鸣大放地搞浮夸风等五风，毛泽东拦都拦不住。毛泽东引退之后，推荐了刘少奇当国家主席，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是让新一代领导人锻炼他们的才干，树立他们的威信。但不料他们把大跃进用以浮夸风为首的五风搞得七零八落，出了很多问题。
刘少奇大鸣大放地搞浮夸表现如:
1958年7月2日，刘少奇在同北京石景山发电厂的工人座谈时说：“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钢铁、煤炭明年就可以超过，电要慢点，多几年，大概五年，五年不行，七年，其它大都是二年三年。”（《刘少奇：在石景山发电厂的讲话》1958年7月5日）
1958年9月，刘少奇在江苏视察时，常熟县一个乡党委书记告诉他亩产1万斤时，刘少奇说：“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人民日报》1958年9月30日《刘少奇同志视察江苏城乡》）
1958年7月19日，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提出：“在并社时，‘一乡一社’、‘政社合一’。”他说：“一个乡一个社，将来是否叫社，农庄也包括不了，因为有工业、有学校、有商业、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这是组织起来的公社，有工业、有农业、有学校，生老病死都在这里，这是共产主义公社。”（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
1958年8月6日，刘少奇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陈正人传达了刘少奇同志关于搞试点的指示，还把康有为的《大同书》送给一些人。（赵云山、赵本荣《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始末》《党史通讯》1987年第六期）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立即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立公社，树木归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社员和干部大搞实验田，计划一亩山药产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千斤。这些将要发射的卫星庄稼，是在迈向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殿堂上空飘扬的鲜明耀眼的红旗，也只有人民公社才能竖起这样的红旗。试想想，一个二分地沼气山药堆就得花去成百个人工，成本更是不可计算，这除了几万人的人民公社，那一个普通农业社能够办得到！（康濯：《徐水人民公社颂》1958年9月1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了解情况后，连续批评浮夸风。
如批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现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山东范县提出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1958年11月）
如点名批评《人民日报》等新闻媒体参与浮夸: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把七千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的。过去的战报，谎报战绩只能欺骗人民，欺骗不了敌人，敌人看了好笑。有真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人民日报》最好要冷静一点。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1958年11月）
如指出有的地方是百分之百造假:希望中央、省、地这三级都懂得这个问题，有个清醒头脑，打个折扣。三七开，十分中打个三分假，可不可以？这样是否对成绩估计不足，对干部、群众不信任？要有一部分不信任，要估计到至少不少于一成的假，有的是百分之百的假。（《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1月23日）
如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发出了著名的致六级干部《党内通信》说：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毛泽东能抵制得了浮夸风吗？刘少奇的新的领导班子，已经不听毛泽东的话了。如吴芝辅治下的河南发生了著名的“信阳事件”，饿死了不少农民。
(4)社教与四清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在全国城乡发动了一场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时中央具体指导“四清”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刘少奇，又犯有形左实右错误。
“四清”运动是毛泽东１９６２年重提阶级斗争的产物。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问题，使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的“调整”思路发生了重大变化，全党的注意力迅速向阶级斗争方面转移。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问题，在国际上有着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大背景，在国内则有着党内对“大跃进”严重后果认识的深刻分歧，是和批判党内所谓“黑暗风”、“翻案风”、“单干风”联系在一起的。刘少奇与毛泽东严厉指责的这“三风”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与所谓“黑暗风”的关系更为直接些，与“包产到户”也有联系。
为了全面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５月，毛泽东把各中央局书记和部分政治局委员召集到杭州，研究制定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文件。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反复修改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后来称为《前十条》），作为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性文件。５月会议后，农村社教运动进入试点阶段。
随着四清运动的全面铺开，刘少奇对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农村“四清”，推行形左实右的错误指导。
刘少奇力主领导干部亲自下基层蹲点，让王光美参加“四清”工作队，树桃园典型。刘少奇断言桃园大队党支部基本不是共产党，是反党反人民的反革命两面政权。必须经过坚决的斗争。“桃园经验”基本符合刘少奇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思路。
刘少奇的社教与四清思想，偏重从下往上看，把地、富、反、坏的阶级影响和破坏作用看得过重，把基层干部的问题看得过重，把贪污腐败、蜕化变质问题看得过重。刘少奇对经过长期革命战争考验的党内高级干部在政治上是信任和倚重的，他督促他们下去蹲点，是为了让他们增长搞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对于农村基层干部，他却明显地表现出政治上的不信任。因此，他虽然也提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但“反修防修”的重点是放在基层。１９６４年８月，刘少奇在安徽给干部讲话时说：“我们中国，在大队里面，公社里面，工厂里面就出了赫鲁晓夫，出得不少，是不是中国也会出大赫鲁晓夫？现在还很难说，也可能出。我看出了也不要紧，出了就上山打游击，我们是有这套经验的。假使中央出了什么修正主义，要把全国几十个省都统一起来不容易，总是要打败他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对于那些小赫鲁晓夫都被他们骗倒了，而你们还不清楚。”受他的这种认识的影响，运动中把大批基层干部当作敌人，整得很苦。
毛泽东的社教与四清思想，倾向于从上向下看，更看重党内中央高层会出问题，政治路线会出问题。１９６４年５月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就向党的高级干部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的问题。党内已经形成了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并提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领导人”的概念。
毛泽东提出当时的主要矛盾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时，刘少奇认为运动的性质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或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主张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要什么都上升为敌我矛盾。毛泽东不再信任中央一线，并把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的视线转移到了刘少奇身上。
(5)、文革资反路线
1966年，中央—致通过搞文化大革命，具体怎么搞，发生严重分歧。
在刘少奇领导的文革初期，实际上试图转移运动重点是整走资当权派。北京是刘少奇领导，刘少奇的文化革命的思想是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反右。这个是历史事实，刘少奇主持中央文化革命初期的56天，和毛主席是不同的。许多学生、教师是毛主席让造反，我就造反，毛主席要贴大字报，我就贴。结果被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右派、小爬虫一类。现在很少有人统计这56天当中，有多少作家死，多少人伤，多少学生遭批斗。当时确实有这个背景，刘少奇把文化革命搞成矛头向下，保护官僚、走资派。表面上是稳字当头，让文化革命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毛泽东是要矛头向上，破字当头，敢字当头，要踢开党委闹革命。北京的初期文化大革命，是被刘少奇灭了，基本上变成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斗争，毛主席在南方知道了以后，很不满意，回到的北京，纠正了刘、邓的矛头向下错误路线。
毛泽东于7月24、25日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和正在北京开会的各大区中央局书记谈话时说：有这么一段，运动冷冷清清，就是6月20号左右以后，有许多地方搞得冷冷清清；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只会起阻碍运动的作用；许多工作组，包括张承先的工作组，都是阻碍运动的，都要把它撤出来。
7月26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
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8月8日，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
8月12日，是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改选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新选出的11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刘少奇由原来的第二位下降到第八位。
四、简评
应该说刘少奇在历史上是有贡献的，但问题不少，如历史不清等。根本的问题是他对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感兴趣，热心走名为新民主义实为资本主义的道路，从根本上背离了共产党宗旨，走到了工农兵大众的对立面。改革开放后中国资本主义复辟大泛烂，刘少奇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他是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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