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国第一座民间大型毛泽东铜像广场于2013年4月25日在河北省临漳县“刘广营村”正式落成，标志着人们对毛泽东的怀念之情，已走向“乡土化、广场化”。总投资3000多万元的铜像广场，不是由政府主导和出资，而是由临漳县民营企业家杨东民、杨志国投资兴建。
铜像落成时，没有广告，没有通知，没有命令，没有礼品和奖金的诱惑，乡亲们一传十，十传百，自发地从四面八方赶来，浩浩荡荡，交通为之中断。一位50多岁的村民深有感触地说：“任何领导ren来这里召集会议都不会来这么多人，只有毛主席有这种威望”。现年57岁的杨东民激动地说：“对毛主席的无限敬仰是建设毛泽东铜像广场的原始动力，就是为民众提供缅怀毛主席、瞻仰毛主席的场所”。人们对毛泽东的崇拜，在其生后远甚于其生前。
世界上，没曾有任何国家的领袖像毛泽东那样，在生前征服了无数人，在逝后仍在征服而且还在不断征服后人，让后人为之喝彩、钦佩、歌唱、崇拜，而且其散发的正能量还在不断地辉映世界。
令人无法思议的是，越是有人想淡化毛泽东，人们越是想念毛泽东；越是有人反对毛泽东，人们越是拥戴毛泽东；越是有人阻止个人崇拜，人们越是崇拜毛泽东；越是有人想把毛泽东拉下神坛，人们越是将毛泽东高高地供上神台。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位能深深牵动后人并让后人为之倾情的神人。
四十年来，只要一提起毛主席，人们就有讲不完的故事，有表达不尽的情怀，敬爱之情溢于言表，甚至热泪盈眶。
罗瑞卿大将是跟随毛泽东走上井冈山的老部下，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罗瑞卿得知消息后，失声痛哭。9月18日，毛主席追悼大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罗瑞卿悲痛欲绝地说：“爬也要爬去！”。追悼会开始后，罗瑞卿泪流满面，泣不成声。跟随毛泽东战斗一生的罗瑞卿，始终对毛泽东充满赤诚，“虽九死犹未悔”。
黄克诚大将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面对党内外掀起的一波又一波反毛声浪，力排众议，极力为毛泽东辩护。
1977年，黄克诚在解放军总医院（即301医院）住院期间，曾愤愤不平地对我国泌尿外科泰斗李炎唐教授说：“现在，外面的报纸广播都在添油加醋地散播毛主席的错误，我觉得这些小人很可笑，我琢磨了三天三夜都没睡觉。毛主席是唯一能让我发自内心、终生心服口服的人”；“无论在最艰难的长征时期，还是在稍有好转的延安时期，一直到解放后，没有人见过毛主席为自己谋过一丝私利。‘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说起来简单，但是，能让上千万的党员干部做到，历史上除了毛泽东外，没有第二个。无数事实可以证明：毛主席永远是站在最苦最穷的老百姓立场上说话的，在他心里最正确的永远是人民。毛主席发动文革就是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不是为了自己，如果能明白这一点，作为老党员受点委屈、误解，还有什么可埋怨的呢？难道我们自身就真没有一点缺点或者失误吗？”。一生耿直的黄克诚大将，对毛泽东充满崇敬和由衷的感佩，道出了亿万人民的心声。
在毛主席逝世后，很多将军们抱头痛哭，他们说：“一辈子加起来，也没流过这么多泪水”。为什么跟随毛主席打天下的人，无论受到过怎样的冲击，都会对毛主席崇敬不已、终生不悔呢？他们与毛泽东有着怎样的情感连接和心志相通呢？要知道：毛泽东与他们既无“桃园三结义”的兄弟盟约，又无“水泊梁山”的封官许愿，更无“绿林好汉”的帮派情节，有的只是大义凛然的态度和严格至善的要求，毛主席一辈子都在整肃他们，告诫他们夹着尾巴做人，不要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当官做老爷。正如著名民主人士雷洁琼所言：“公者千古，私者一时”。毛泽东无私无畏的至善人格和盖世无双的战略胆识，像大地产生的巨大磁场，强烈地吸引着无数英雄好汉为之奋斗终身、死而无憾。人类历史上，没曾有任何一位巨人能像毛泽东那样：不经任何雕饰或矫揉造作、完全凭借自己放纵不羁的秉性和举止，而能让几乎所有接触他的人为之倾倒和敬服。
正如第一部《毛泽东传》的作者、美国学者特里尔所惊叹的那样：“在生前，毛泽东曾经一次又一次地震撼了整个世界。在未来，毛泽东必将成为世界历史中一个永恒的话题”。“就毛泽东的盖世影响来看，只有罗斯福、列宁才能与之相提并论；如果就个人魅力与全球声望而言，他们又不及毛泽东。毛泽东，其实一直是劳苦大众的代言人，正因为如此，世界政治家们非常钦佩他，当第三世界领导ren纷纷来华访问时，都请求一睹毛泽东尊容。然而，当他们因毛泽东晚年的健康原因而未能如愿时，回国途中泪流满面”。
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夫人“伊梅尔达”，人称“花蝴蝶”。1974年9月以特使身份来华访问，为马科斯总统次年访华和两国建交做准备。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接见她的只有总理周恩来和副总理李先念。当李先念告知“伊梅尔达”，此行见不到毛泽东时，她表示非常失望和难过。沉默几秒钟后，“伊梅尔达”随即取出一方手帕，开始擦眼睛，继而细微地抽泣。接着，“伊梅尔达”将擦过眼泪的手帕轻轻地扔到了茶几的李先念一边，不再说话，也不告辞。最后，李先念不得不答应“伊梅尔达”：再考虑毛泽东主席会见她的可能性。“伊梅尔达”破涕为笑，热烈握手后告辞。果然，“伊梅尔达”的眼泪感动了李先念和毛泽东，数天后，“伊梅尔达”在长沙如愿以偿地见到了毛泽东。见面寒暄时，毛主席对马科斯夫人行了吻手礼，令这位夫人感动不已，终生为念。
拉丁美洲游击大师格瓦拉，被西方世界称为“红色罗宾汉”、“共产主义的堂·吉诃德”。他靠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游击战争理论，成长为军事指挥家，并跃升为古巴革命战争领导ren之一。格瓦拉一再情不自禁地说：“毛泽东是游击战大师，我只是个小学生”。1960年11月17日，格瓦拉率领古巴经济代表团到中国访问，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愿望。次日，在中共中央举行的欢迎宴会上，格瓦拉向周恩来总理提出了一个他认为“最恳切的要求”，一定要见到毛泽东主席。1960年11月19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了格瓦拉。见到仰慕已久的毛泽东，格瓦拉紧张得连一句话也说不出。善于营造轻松会见气氛的毛泽东，亲切地说：“切，你好年轻哟！”。从紧张中缓过神来的格瓦拉，以敬重的语气说：“毛主席：您革命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出生呢。在您的文章中，我们看出了极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优待俘虏，替他们治伤，送他们回去。这在战争中具有重要作用”；“跟你们‘感谢’蒋介石一样，我们也‘感谢’巴蒂斯塔，因为他‘教育’了更多的人参加到我们队伍中来”。
毛泽东不仅受到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政要的深深敬慕，而且赢得了美国新闻媒体的高度评价。美国《新闻周刊》在其社论《历史上最后一位巨人》中称：“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毛泽东都是一位无与伦比的人物。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家，能够凭借几乎一无所有的政治资源，白手起家，在二十八年之间，纵横捭阖，缔造了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政党，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一个伟大的国家；从而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地域广阔的中华大国至高无上的神圣领袖”!
“世界历史上也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领袖，敢于如此蔑视包括两个超级大国在内的整个工业化世界，以至包括联合国。而面对整个强权世界的报复、封锁和堵截，他最终迫使强权世界不仅向之低头，而且为之喝彩，为之鼓掌。当1972年中国使团高傲地带着自己的原则和理念重返联合国的时候，中国人所得到的正是全世界这样的掌声!”
美国《新闻周刊》不是共产党的宣传工具和喉舌，而是代表政治另一极的舆论机器，不打压毛泽东算是一种客观，更没有理由刻意拔高毛泽东。美国《时代》周刊在冷战对立时期，破天荒，于1958年，第一次将毛泽东作为封面人物进行宣传。
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位旷世奇才，总能让那些不可一世的对手倾服并偷偷地崇拜他。20世纪60年代初期，美国总统肯尼迪，为了对付中国和其他亚非拉国家的反抗和独立，在越南战争中，争取主动，暗中认真研究毛泽东军事著作，肯尼迪生前在其办公桌上经常摆放的读物就是一套《毛泽东选集》。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陈晋先生著文说：1965年1月，当毛泽东在北京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斯诺对毛泽东说：“最近读了你的军事著作，使我想到了正在进行的越南战争，觉得和你们过去的打法很相似”。毛泽东肯定了这个看法，会心地微笑道：“只是两场战争的规模不一样”。接着，毛泽东半开玩笑地说：“美国总统肯尼迪为了对付亚非拉的新兴力量，提出了特种战争和局部战争，有消息说，他也看我写的军事文章，这可能是真的”。这年7月26日，当李宗仁（国民党原代总统）的秘书程思远，陪同李宗仁拜见毛泽东时，也曾十分肯定地说，肯尼迪生前在其办公桌上摆着一部《毛泽东选集》。
自肯尼迪总统开始，美国历届总统和政治高层都有接触毛泽东著作，包括现任的奥巴马总统。
1972年2月，在毛泽东会见来访的尼克松和基辛格时，基辛格也对毛泽东说到，他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曾指定班上的学生研究毛泽东的著作。尼克松则直率地表示：“主席的著作感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
国民党蒋介石更不例外。早在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便开始研究学习毛泽东的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以及延安整风著作。从1950年开始，蒋介石更是悉心研究毛泽东著作，学习他的延安整风精神和土地改革经验，并在台湾推行。通过研究，蒋介石对共产党的组织性、纪律性和精神道德，赞赏备至，而对他一手铸就的国民党腐败，则深恶痛绝。从痛切心灵的惨重失败教训中，蒋介石深感对手的伟大与正确。要想从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并在台湾站稳脚根，他感到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向对手学习，为己所用。
1952年10月10日，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台湾阳明山庄开幕。蒋介石决定利用这次大会之机，大刀阔斧地对国民党进行改造。十分有趣的是，由蒋介石亲自主持修订的新党章，大量采用了毛泽东所制定的党纲要领和精髓。国民党《新党章》总纲正式将国民党“成分”确认为“以青年、知识分子及农工生产者等广大民众为社会基础，结合其他爱国的革命分子为党的构成分子”，这与毛泽东“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新民主主义政权性质论述极其相似。国民党《新党章》规定的国民党“组织原则”为“民主集权制，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这与毛泽东倡导和创立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何其相似乃尔！国民党《新党章》规定的国民党“党员义务”之一：“努力为民众服务”，这与毛泽东于20世纪40年代就倡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完全一致。
这次国民党大会，蒋介石和蒋经国等人一边大骂“共匪”，一边却大量偷学毛泽东的一些建党思想和做法。以致后人惊呼：蒋介石在台湾“差点把国民党改造成了共产党”。应该讲，蒋介石在台湾的改造是富有成效的。这种成效完全得益于他偷学了毛泽东的治党原则和延安整风精神，并大力推行毛泽东成功实现的“土地改革”经验。经过对国民党改造，工农分子占到国民党总数的49.31%，高中以上知识分子占29.77%，青年占35.29%。尽管这些人只是普通党员，并不能影响上层路线和政策制定，但密切了国民党与普通群众的联系。这个变化与蒋介石推行的土地改革举措“交相辉映”，使得国民党在台湾的社会基础大大扩展，并逐步站稳了脚根，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民党当局于1947年2月28日对台湾人民实行反动暴力镇压所造成的民众对立情绪，使“二·二八事件”风波，未能在台湾进一步大规模发酵并反复上演。
2013年，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福建省有关部门打算与台湾工党联合举办纪念活动，其中包括举行专题书画展览。台湾工党主席郑昭明打算把这个展览办到台湾去。2013年12月5日，郑昭明在接受《导报》记者采访时说“很多人不理解，你一个台湾人为何要举办这类活动？我说，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况且我们不是为宣传共产党怎么打败国民党而举办展览，只是单纯为毛主席‘祝寿’而已。现在中国跨入强国之林，一步步践行‘中国梦’，是毛主席打下的基础。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国家哪有精力搞建设。是毛主席真正统一了大陆，仅凭这一点，他就很了不起”。
台湾地区总统马英九曾在2013年情不自禁地说：“毛泽东代表的是民族良心和民族脊梁。从1963年之后，中国大陆已经具备了攻击台湾的实际能力，完全可以在短时间之内拿下台湾。但是，毛泽东没有这么做！不论是抗美援朝，还是对苏自卫反击战，或者是对印度的反击战，无不体现了一个国家脊梁的良心和胆量”。
对毛泽东由衷的赞佩和敬仰，是所有敌人或对手，对毛泽东共同的“条件反射”，正如当年美国总统尼克松怀着朝圣一般的心情到毛泽东书房觐见毛泽东一样。在毛泽东面前，尼克松显得是那样的虔诚和低微，简直像小学生敬拜老师一样。
生前，毛泽东凭借他天才般的智慧、勇气、胆识和所向无敌，征服了同时代的所有敌人、对手、战友。无论毛泽东身处何种陋室，哪怕是深山密林、破旧窑洞；无论毛泽东行装如何陈旧，哪怕是衣衫褴褛、七十几个补丁。只要一拜见他，无论是政治豪杰，还是社会名流，无论是科学巨匠，还是文学大师，都会不约而同地产生一种顿悟：茅塞顿开，如梦方醒，宛若受到一次前所未有的思想洗礼。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所评价的那样：“毛泽东身上，的确能发出一种压倒一切的魄力，让人能感觉出一种力量、权力和意志的颤流”。
1944年，美国联合社著名记者爱泼斯坦随中外记者团到延安采访毛泽东。仅两个小时的会谈，毛泽东就给爱泼斯坦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解放后他自愿加入了中国国籍。让一个美国人自愿加入中国国籍，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在当时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中国并没有什么可以用来吸引外国人的物质魅力。
1940年6月1日，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奔赴延安窑洞拜见毛泽东，经过一番交谈，陈嘉庚先生如获至言，他感概万分地说：“我未往延安时，对中国的前途甚为悲观，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或还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而且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经过十余年深入了解，建国之后，陈嘉庚发自肺腑地说：“就毛主席而言，文武才干，英明智慧，不但为我国历史所未有，亦为世界所仅见”。此言并非媚谄之谈，而是发自一位爱国华侨内心的心灵写照。
与毛泽东同龄的梁漱溟，既是一位大哲学家，又是一位尊孔的大保守派。抗战时期，目睹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和祖国河山的大片沦陷，梁漱溟对抗日前途充满悲观。为了寻找抗日答案，梁漱溟经请示蒋介石并获得同意，亲自远赴延安拜访毛泽东。来到延安，时值早春时节，天气仍十分严寒。梁漱溟与毛泽东在一间简陋的瓦房里，从傍晚6点一直谈到凌晨。谈话间，梁漱溟表达了对抗日前途的极度悲观。毛泽东听完梁漱溟的叙述，充满自信地回答说:“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中华民族是不会亡的，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多么干脆果决的回答！令人充满力量和信心。
接着，毛泽东十分详尽地分析了国内、国外，“敌、我、友”三方力量的对比；敌我强弱的转化；战争的性质；人民的力量；战争发展的几个阶段等等。最后又回到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结论上。毛泽东分析得头头是道，入情入理，令梁漱溟佩服至极，顾不得大学问家的面子，情不自禁地说:“毛先生，可以这样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如何抗日、怎么发展？’，还没有人对我作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您今天的谈话，使我豁然开朗，精神振奋”。梁漱溟是一位满腹经纶的哲学家，差不多的学者都不会放在眼里。如果毛泽东没有学富五车、舌战群儒的卓越才识，又何以致学贯中外的梁漱溟心悦诚服呢？
国民党高级起义将领刘斐，在1949年4月到北平参与国共和谈，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谈话后，深受震憾。他说：“毛主席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深感百闻不如一见。毛主席的谈话，也坚定了我选择新道路的决心”。1949年8月13日，刘斐联合44位国民党知名人士，在香港宣布起义，同国民党政府公开决裂。在解放战争期间，刘斐曾任中华民国国防部参谋次长、军令部厅长、军政部次长，中将军衔，掌管着国民党的战事机密。
令人倍感神奇的是：在毛泽东仙逝几十年之后，其影响力和围绕他产生的争议还是那么巨大，有关毛泽东的话题一天也没有停歇过，而且越来越成为未来社会聚焦的重心。这一奇特的社会现象，也许会改写人类八大奇观之说，毛泽东仙逝后的影响力和炽热度，可能会排在八大奇观之首，成为第一大奇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