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军事政治集团的对抗发生过很多次，其中有许多次是以少胜多，比如刘邦对项羽，朱元璋对陈友谅等等。今天谈的问题可能有点复杂，但是要理清楚也不是特别难的事情。历史需要比较，不比较不知道对错、不知道深浅、不知道原因究竟在那里？纵观中国历史，要想成就大业，无非要做到几个方面：一是有一个雄才大略的核心人物，二是围绕核心人物建立起一个足智多谋的高效决策指挥团队；三是锻造出一支完全听命于核心的军队；四是建立了铁的纪律。
发生在70年前的解放战争，结果是我军党以少胜多，取得了最后胜利。后人在总结解放战争我党取得胜利的原因时，无外乎这么几个方面：1.有主席的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2.战略策略高明；3.能够集中优势兵力；4.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5.改造俘虏政策成功；6.情报工作做得好。7.得到苏联和朝鲜的支持。等等。
笔者自小对历史有浓厚的兴趣，很小的时候，晚上睡觉前，父亲常常会给笔者读《毛泽东选集》，那时候，家家都有《毛泽东选集》，是党和政府免费发放的。而第一次看到的历史书是在堂哥那里，当时他上小学五年级，那是一本历史教材，有一天他在看，笔者记得看的是陈胜吴广起义内容，孩提的事情已过去许多年，但情景历历在目。此后，笔者越发对历史感兴趣，至今不改。
这些年来，笔者主要对明代以来的政治历史进行了梳理。上大学时，对中共党史和毛泽东思想进行了认真系统学习，随后又对中国近代史进行了认真学习、思考，胡绳先生写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写的非常好，笔者上大学开始就在看，至今还把该书作为办公室藏书。上研究生时，对中共党史又做了进一步学习，经常去听党史博士刘先春教授的课；对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运史也进行了多方学习，认真听张新平教授的课程，并请教疑惑，高放教授的那本经典教材看了许多遍，至今还放在办公室。随后延长到明清史。学历史就是这样有意思，会上瘾。
简单地介绍一下国共两党的历史。
先说国民党，国民党源于同盟会，是一些身在海外的爱国人士为了振兴中华成立的，后来发展到在国内组织暗杀、武装暴动。再后来发动武昌起义，但因力量薄弱，与北洋军阀周旋了一阵子。直到1924年，在苏联人的帮助下，国民党在广州成立黄埔军校，组织学生军，开始有了自己嫡系军队，后来北伐。北伐基本算是成功了，但不是一次充分的洗牌，后经张学良“东北易帜”、蒋、冯、阎中原大战等，国民党算是形式上统一了中国，可是这种统一并非有机统一，没有经过充分洗牌，国民党内派系林立，东北军、桂系、西北军、滇军、晋绥军、川军、粤军等等，这些多是北洋军阀的老底子，各方心怀鬼胎，步调不一，国民政府在当时就相当于是众筹政府。校长作为国民党的最高领导，所谓嫡系只有黄埔系。
解放战争时期，校长领导的国民政府，是套用西方总统制模式建立起来的。人的素质不一样、国情不一样、文化传统不一样，总统制的优点没有发挥，缺点一个没落下。抗战全面爆发后，在抵御外辱的大旗帜下，本是国民党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全面加强政府建设、全面加强军队建设的一次绝好机会，虽然国民党组织了22场会战，不少投身其中的爱国人士献出了生命，为抗战做出了牺牲，但是直至抗战顺利，国民党在党建、军队建设等方面依然没有大的进展，政治和军队还是派系林立，组织纪律还是很松散。校长没有能力吗？不能简单这么说，校长应该属于旧式的统帅，他一生效法王阳明、曾国藩等先贤，很想做一个内心强大的人，生活严谨，严于律己，表情严肃，家长作风。
但是，中国已不是以往的封建社会，新时期需要的是包容开放、知识渊博、心胸开阔、风度随和的领导人。校长为了团结旧军阀，还放下身段，亲自和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等人结拜兄弟，搞封建的那一套。抗战胜利时，国民党有正规军430余万。有飞机、有重炮、有军舰。这些军队，大部分在西南地区，远离中原、东北、华北、华东。
再来说共产党，共产党源于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这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主要两个方面：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二是建党建军的新学说。前者给我们提供了新的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后者直接帮助我们建立一个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政党以及一支听党指挥、英勇善战、服务人民的新型人民军队。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红军改编后的3个师只有3万多人，抗战结束时，共产党有了一亿人口的根据地、90万正规军队。但是，没有飞机、大炮、军舰。这些部队，长期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大多数都在日战区周边，在华北、华东等重要区域。抗战结束时，我党我军的优势有：
我军几乎都在日战区周边
第一，有主席这个伟大领袖当核心。全面抗战的8年，主席没有闲下来，看看《毛泽东选集》，就知道，主席期间做了多少功课，多少研究，写了多少对时局的看法、论断，《论持久战》《实践论》《矛盾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等，都是真知灼见。数十年后我们看这些文章的时候，依然佩服的五体投地。主席在青少年时代就养成了熟悉国情、深读中国历史的好习惯，历史知识随手拈来。我党在对国民党斗争的一系列高超的策略、方法，几乎都是主席提出的或总结出的。在学习中国历史和了解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再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武装头脑，那就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为什么写《认识论》《实践论》，因为认识问题的方法和实践都相当重要，必须要解决如何认识世界，又如何实践的问题。内外因、主要次要矛盾、表象和本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推动者、弹钢琴的工作方法等等，都是好东西。到1945年，主席的思想体系已基本成熟。
广博的知识、丰富的实践经验、开阔的心胸造就了主席非凡的人格魅力。其团结人的手法、吸引人的魅力受到广泛赞扬。手下对主席的仰慕，如滔滔江水。林彪当时对于先打长春还是先打锦州犹疑不决，与主席电报来电报去了几回，主席说先打锦州，林彪说先打长春，又说改回来说打锦州，这段佳话，充分显示了主席高超的与手下商量工作的方法。有兴趣的可以百度详细了解。
主席经常创造性地提出一些称呼:“林罗刘”（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刘邓”（刘伯承、邓小平），电报中这样的称呼让手下感到无比亲切；对彭德怀的信任，有这样的诗：“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皮有功、少晋中”（皮定均）这样的批语让手下感到的只能是温暖。1955年将领授衔时，主席授予陈明仁（国民党中将，1949年8月起义）上将军衔，并诙谐地跟陈明仁说，跟着我干比跟蒋介石干有出息吧？这样的话语，陈明仁感到的无比亲切温暖，后来陈明仁和家人说：“为校长出生入死卖命大半生，难听到他一句诚恳亲切的话，主席与我首次相见，却如此平易近人，宽厚仁慈，真有天地之别啊！”要用其人，必先收其心。
还有一个故事，1941 年6 月的一个下午，延安发生雷击，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不幸被雷击身亡，有一位农民赶集时毛驴也被雷劈死了，这农民便当街大骂：“这瞎了眼的老天爷，为甚不让雷公劈死毛泽东，偏要打死李县长、打死我的毛驴！”这件事马上被主席得知，说：“骂人又不犯法，骂人也是提意见的一种方式嘛！老乡这样骂我，说明我们工作中存在错误和问题，需要查清改正。”主席当即指示将骂他的农民放掉。这人回村后逢人就讲：“毛主席胸怀坦荡，是咱老百姓的大救星。”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此后国民党3次电邀主席赴国民政府陪都重庆进行和平谈判。8月28日，主席与周恩来、王若飞在美国大使赫尔利陪同下从延安飞至重庆，代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展开和谈。许多人劝主席，不能去啊，鸿门宴。主席还是去了。不去不行啊，不去把我党的和平诚意就弄没了，那样一来会很被动。赌国运的时候，岂因祸福避趋之。一般人会去吗？敢去吗？主席胸有成竹，高高兴兴去上班，快快乐乐在山城，平平安安把家还。
阎锡山
这还不要紧。就在这个时候，阎锡山的部队开始抢占上党地区（今长治市、晋城市两市），这可如何是好？主席人还在敌人的重庆，打起来主席的安危如何保证？主席说，你们好好打，打的越好，我在重庆就越安全。真是奇才。主席到达重庆的两周后，9月10日，刘邓部队在上党地区对阎锡山部展开自卫反击，有兴趣的可以百度上党战役，此战刘邓把阎老西（阎锡山）当猴耍，到10月7日结束，不到一个月共歼灭国民党军11个师及1个挺进纵队共3.5万余人，俘包括国民党军19军中将军长史泽波在内的将官27名，阎老西损失总兵力三分之一，此后阎老西在山西再也没有缓过劲来。
上党战役发生在抗战胜利不久，共产党的部队有如此的战斗力，校长本应看到形势严峻，共军不容小觑，可是校长似乎没有看到，也没有足够重视。刘邓部队的战斗力从何而来？唯有从抗战实践而来。事情也如主席所料，上党战役结束3天后，国共签订双十协定，主席安全回到延安。
双十协定还是保留两个党两支军队的协定。这样的协定这么可能长期执行。如此，必有一战，必有胜负。校长心知肚明，主席洞若观火。
第二，有一个成熟高效的决策指挥机关。经过陈独秀、王明、李立三等人的各种错误，各种惨痛的代价，到遵义会议后，我党的领导机关开始成熟，从幼年走向成年。到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指挥决策中枢已经由中央书记处负责。书记处有五大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这是一个成熟的集体决策指挥机构。主席是核心，负责全面工作；朱德负责军事工作；刘少奇负责土地改革与城市工作；周恩来负责外联、统战，并协管军事；任弼时负责组织、办公厅和群团工作。五大书记各自发挥所长，各有分工，团结协作，形成了一个成熟的、团结的中央领导集体的中枢。至新中国成立初期，五大书记一直是我党最高领导层。除了五大书记，还有两个人为“候补书记”，即陈云和彭真。除了主席，其他书记后补书记里面有张良、有萧何、有韩信，有徐达、有刘伯温、有汤和，还有古代史里没有的其他角色。而且，这5个人都住在一起，遇事方便沟通、商量，有事好商量嘛！他们找主席方便、主席找恩来他们也方便，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下，我党都是同志，不像校长那么多繁文缛节，手下想马上找到校长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第三，建立健全了纪律严明的组织体系。我党的组织体系在抗战时期已经非常严密。对于党的建设，主席和党中央没有闲着，整风运动、教育运动，反对党八股、反对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等等，批评与自我批评，党的建设永远在路上。经过血与火的洗涤，此时我党在思想上、组织上已经十分成熟。长征途中，张国焘另立中央，主席苦口婆心劝说后，事情得以解决，之后主席把如何维护中央权威的问题摆上了每天晚上思考的议题。1938年4月17日，张国焘正式声明脱离共产党。10月12日至14日，主席向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作了《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报告。主席提出：“鉴于张国焘严重地破坏纪律的行为，必须重申：（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今后，再也不允许党内有派，有山头；再也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从此，基本能做到令行禁止，指到哪打到哪，上刀山下火海，说干就干，可以商量，但绝无讨价还价。
1947年8月7日，刘邓大军根据中央命令，自断后路，千里跃进大别山，向敌人的心脏地区跃进。这样艰难的行军、这样危险的事情，刘邓有讨价还价吗？没有。刘邓的命令是：勇往直前，不要后方，不向后看，千里跃进大别山！这次行动刘邓大军付出了重大代价，但其全局意义和战略意义太重要了，后与陈粟（陈毅、粟裕）大军、陈谢（陈赓、谢富治）大军建成了人口3000万的中原解放区，等于把我党的钢刀插到了校长的心脏周围，极大打乱了校长的部署。
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
1948年初，校长预感东北守不住，于是让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把东北的部队全部撤到关内，卫立煌50万部队如果顺利撤到关内，解放战争就不那么容易了。卫立煌撤了吗？没有。卫立煌有小算盘，加之当时东北籍的一些人士到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军不可放弃东北，校长最终没能成功撤军。结果呢？卫立煌的50万大军除了刘玉章的第52军万余人从营口海上逃走外，其余全部被我军在东北战场消化。
辽沈战役结束，接下来，校长亲自飞到北平，要求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放弃平津，把华北的50多万部队撤到长江以南。傅作义信誓旦旦，忽悠校长能守得住平津，校长和崇祯皇帝差不多，也还存有幻想，寡妇的裤子经不起拉扯，于是就没有撤回平津的部队。结果呢？刘亚楼29个小时就解决了天津，随后傅作义同意北平和平解放，傅作义的50万大军被我军迅速全部消化。
刘邓大军不顾千难万险千里跃进大别山，卫立煌和傅作义推三阻四不撤兵，这是多么鲜明的对比。
第四，练就了一支身经百战的新型人民军队。这支军队源于南昌起义，一开始就在党的领导下，经过三湾改编，党的支部建在连上，实现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支军队反围剿前有30几万人，到达陕北只剩下3万多人，大浪淘沙，这些九死一生过来的人，成了我党牢固的基本盘，以此为基础，开枝散叶，发展壮大。到抗战结束的时候，我军具备这几个优势：紧靠日战区、听党指挥、号令统一、组织严密、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热情高涨。
飞夺泸定桥
长征途中，1935年5月飞夺泸定桥的红四团，创造了24小时行军240里后并迅速投入战斗的奇迹，这是什么概念？这是和生命赛跑的概念。1937年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3万多人分为3个师，奔赴抗日前线。许多人怀疑我党抗日的成效和实际行动，认为我党在抗战时期保存实力，口号响、行动少。我党保存实力了吗？当然要保存实力，不保存抗战实力，自杀式消耗，如何持久抗战？如何发展壮大最终消灭日本鬼子？国民党军为什么几乎都退到西南去了？国民党也要保存实力，不能做无谓的牺牲。我党抗战不积极、成效不明显吗？相反。
红军改编后，中国事实上存在两个大党两支军队，抗战顺利前，大家在抗战的旗帜下，总体还好说，抗战顺利后呢？一个国家能存在两支军队？熟读历史的毛泽东肯定知道这是不可能的。那抗战胜利后，怎么办？这个问题主席是有过深入思考的，一种是国共合作建立联合政府，主席专门写了《论联合政府》的小册子；一种是决一雌雄。两手准备，但不管哪一种，都需要有强大的军队做后盾。所以抗战初期，主席就在考虑这个问题了。大家都知道，主席晚上几乎不睡觉，上午睡觉，晚上不睡觉在干嘛啊？夜深人静的时候，正是看书学习，琢磨人、琢磨事的时候。王沪宁同志也说过，每天晚上要梳理一下自己一天的事，就是这个道理。别看这个琢磨、这个梳理，长期坚持，可厉害了。
“玉不琢、不成器”。抗日战场正是我军发展壮大的训练场、试验场。不经过血与火的磨练，不时时处在战争一线的部队，很难强大。主席这么饱读历史的人肯定知道这个理，他多次提到“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怎么能错过这么好的练兵场，必须要用好抗日大战场进一步磨炼、壮大我军。红军改编后，就没有停下过抗战的脚步。据统计，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其中日军52.7万人，缴获各种枪支69.4万余支，各种炮1800余门。共产党员发展到120多万人；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发展到260万人；抗日民主根据地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人。（人民网：《担当与成就：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没有8年与日本鬼子斗智斗勇，真刀真枪地干，我军能有如此指挥水平？能如此协调运转？有如此战斗力？能发展的如此之快？有如此战果？军队如此，一个公司，一个人也是如此。天天躺在办公室里喝茶看报，是不可能发展壮大的。
国民党军在抗战中表现怎么样？国民党以国家的名义抗战，组织了22场大会战，除了少数几场会战打得还可以之外，大多数会战是失败的，计划不周、组织不严、号令不一，精神颓废，白白牺牲了无数将士的生命。最糟糕的是中条山会战，以数万人的死伤，击毙日军600余人。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国民党花了1000块钱办了200块钱的事，共产党花了20块钱办了200块钱的事。
号称“天下第一军”的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全面抗战的8年，躲在陕西的温柔乡里享受，后果是什么？装备精良有什么用？花架子训练有什么用？抗战后与我军交战，几乎可用不堪一击来形容。“温柔乡、英雄冢”。
小时候，看过一则小故事，说的是日本人的一个搬运企业，搬运工没事做的时候，也不闲下来，像正常上班一样，只是是把仓库里的货从东边搬到西边、又从西边搬回东边，如此往复。以前一直不理解，甚至觉得可笑，为什么不休息一下呢？直到近年，才明白其中的含义。
军队的建设始终抓的紧抓的实，对士兵的思想政治教育一刻不懈怠，官兵一致，发扬士兵的主人翁精神。这个很成功，把千百年来为了饷银、为了升官发财而战的雇佣兵彻底改造成了为国家民族而战的人民子弟兵。董存瑞炸碉堡时喊的什么口号？“为了新中国--前进！”这种精神力量，爆发出来是无以伦比的。不只是一个董存瑞，每每大战前，各基层部队领导纷纷写血书，要求担当重任，要求当主力；普通士兵也踊跃写血书，要求参加突击队、敢死队。我们常常说的慷慨赴死不就是这个意思吗？这种慷慨赴死以前都是发生名将名臣身上，他们以死报效君主的知遇之恩。现在被我党推广到普通一兵身上，这样的军队能不强大？
1945年8月11日，中央指示八路军原东北军出生的将领万毅、吕正操、张学思和李运昌部率部挺进东北。日本鬼子是1945年8月15日宣布投降的，共产党这么早就昼夜行军秘密挺进东北。日本人还没有投降怎么就知道要派部队挺进到东北？谁这么厉害？主席。因为这时美国人已经在日本扔了两个原子弹，苏联也已经出兵东北，主席预料日本投降是不久的事了，必须提前部署。功课不是白做的。我军8月30日就控制了山海关，9月6日控制了沈阳，东北局面打开。10年前能一昼夜行军240华里，十年后，飞奔东北就不是什么难事了。当然，我军距离东北也不远。校长的部队是什么时候去东北的？1945年11月中旬，国民党军杜聿明部从云南终于抵达山海关，此时的山海关已被我军占领多时。
总的来说，校长将国民党军主力新一军、新六军投放到东北作战，显示了校长对东北的重视。新一军、新六军在缅甸对日军作战的表现是可圈可点的，全部美式装备，战斗力是惊人的，初到东北时，他们一个营可以追着我军一团打。可是，实在太慢了。比我军两条腿慢了3个月，兵贵神速，本来是接管空城，现在要从我军手里夺取，这难度不知道加大了多少？当然也和苏联出兵东北有关系，但是从《雪白血红》里的描述看，因为此前中苏（国民政府和苏联）签订了条约，苏联人在东北一开始并不待见我党我军，人家认国民政府。
国民党军新一军军长孙立人
新一军、新六军兵员大多是南方人、西南人，长期在云南、缅甸等热带亚热带地区作战、生活，一下子投放到冰天雪地的东北，不适应啊。校长手里有没有其他牌，不但有，而且有王炸。谁啊，张学良。可惜，校长在西安事变后就把少帅软禁了，此后东北军几乎各自讨生活、走出路，不少加入了我军。没有留住东北军，没有合理发挥少帅的作用，未来靠谁收回东北？校长没有深思熟虑地想过这个问题，也没有留好这步棋。看看主席多厉害，指示“八路军原东北军将领万毅、吕正操、张学思”等挺进东北。家乡人，回家乡办事，该多好。
总的来说，我党在解放战争中成功的根本原因就是以上4点。有了这4个方面，就好比一台机器基本组装完成，性能已经确定。在这个前提下，我党我军形成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方法和战略策略：
一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我党对人民群众是真心实意的、一以贯之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解放区的每一个村庄，都有党支部、村委会、民兵武委会、妇救会、儿童团等等，几乎农村能覆盖的人都覆盖到了，能利用的人都利用起来了。陈毅元帅说：淮海战役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人民群众为什么不给校长推？校长真没这个本事。
淮海战役支前民兵
我军抗战之时就是和人民群众达成一片，防区也就在日军的眼皮底下，人熟地熟，村里的狗也熟。日军一投降，我军可实现就地接收，近水楼台先得月；而校长的部队大多在西南深山老林，运出来需要时间啊。校长急啊，就发布命令，不允许我军接收日战区，要等国民党军来接收，主席说：你们来抢胜利果实啊，我们当然不答应。
难道校长不知道依靠人民群众吗？知道。总理遗嘱里面就有一句：“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但是，国民党落后的组织体系和派系林立的政治生态，无法做到真正依靠人民群众。人民群众不是你想依靠就依靠的，必须长期坚持，真心依靠，才能获得群众真心拥护。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没有用。
二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我党广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国民党上层人士、民主党派，等等。革命不分先后，不分早晚，来了都欢迎。当年多尔衮是怎么对待明朝官员的？提前来投靠的，越级重用。吴三桂在明朝是伯爵，多尔衮封他为王。此前，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这些小毛毛都已被清廷封为王爵。进入北京后，对于愿意投靠清朝的明朝官员原官留任，对于才能突出的委以重任，迅速稳定了人心。
1945年10月，抗战刚刚顺利，我党成功争取国民党军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在邯郸前线率部起义。这是国民党军第一个高级将领起义，这时的国民党还占据很大的优势，居然就有如此级别的将领加入到我军。这样危险的信号，校长为何不重视？解放后，高树勋长期担任河北省副省长。共产党兑现了革命不分先后的诺言。
傅作义、董其武、陶峙岳、陈明仁、曾泽生、潘朔端等等，这些起义将领，不管当时起义的环境如何，起义后都有较好的归属。1946年5月27日，驻守辽宁海城的国军184师被围，师长潘朔端宣布起义，解放后长期担任云南老家昆明市市长。
1945年4月，国民党派出张治中带队赴北平与共产党和谈，和谈失败，张治中干脆就不回去了，连复命都免了，留下来为我党服务了。此种奇葩事，算是旷古未有。
三是出色的地下情报工作。校长不知道要做好地下工作吗？知道。国民党落后的组织体系和派系林立的政治生态使其无法做好该项工作，校长的特务系统在抗战时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是相比我党的情治系统，实在还有很大差距。早在赣南时期，我党就在隐蔽战线培养了“龙潭三杰”。到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已几乎无秘密可守，连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都被我党发展成了地下党员。这些工作做得好，主要还是党中央英明，高度重视，领导的好、抓的好、管的好。
龙潭三杰之一 钱壮飞
四是征兵和改造俘虏方法好。国民党的很多兵是抓壮丁抓来的，小时候笔者也听爷爷和外公说起过，国民党征兵在江西那一带是“五抽三”、“三抽一”，一家兄弟五人，要出两个当兵；一家兄弟三人的，要出一个当兵。不去就强抓。笔者爷爷兄弟三人，但有一个过继了，宗法上只有两兄弟，所以不用考虑被抓去当兵的问题。笔者外公就惨了，五兄弟，晚上都不敢回家睡觉，怕被抓走，还出钱雇人顶替当兵两次，此事使得外公后来一直很胆小，被抓壮丁吓破了胆。我军也发生过抓壮丁的事情，《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就记载过，当时小平同志很生气，坚决反对，提出要靠思想工作、靠营造当兵光荣、靠拥军优属等等办法解决。
征兵难啊。改造吸收俘虏是个好办法。1363年，朱元璋和陈友谅大战鄱阳湖，陈友谅抓到朱元璋的兵，杀掉；朱元璋抓到陈友谅的兵，给予优待，受伤的给予治疗,愿回家的一律遣送，愿意留下来的欢迎。熟读历史的主席不会不知道这个事情，所以我党一开始就优待俘虏，真心优待，一视同仁。在解放战争中，充分改造利用了俘虏兵，一场胜战下来，兵源充裕啊。孟良崮一战，我军全歼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74师3万多人，击毙中将师长张灵甫，其中8000多俘虏兵被我军吸纳，征8000兵多难啊，而且还有这么高的军事素质。以至于到后来我军总数的30%来自国民党军被俘士兵。
解放战争期间，我军曾树立了一个士兵典型---王克勤，此人原是国民党的机枪手，俘虏后补充到刘邓部队，很快立功升了班长，这人很会带兵打仗，被刘伯承、邓小平表彰为二野的战斗英雄，俘虏都可以当战斗英雄。刘邓啊，实在是高。
战斗英雄、爱民模范 王克勤
没有枪没有炮，校长为我们送；需要兵，校长帮我们征，还帮我们训练好。到辽沈战役结束，敌我军事力量发生逆转，我军不但在质量上高于国民党军，在数量上也开始多于国民党军了，这时就不是所有愿意留下来的俘虏都接收，而是要精挑细选了。
给大家说个传奇故事：徐惠滋同志，1948年10月在辽沈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后加入解放军，竟然从普通一兵后来成长为解放军的副总参谋长、军事科学院院长，上将军衔，直到2005年去世。说明我党是真心对待俘虏，革命不分先后，一视同仁。如此，气场能不强大？
校长为何不改造俘获的我军士兵？不敢啊，“奸细”都抓不完，还敢用被共产党教育改造过的士兵打仗。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础工作没做好，到处都不牢固。拆东墙、补西墙。所以，主席说校长是裱糊匠。
五是第二条战线开辟的好。我党在解放战争时期不但军事上与国民党针锋相对，在国民党统治区也大力发动爱国学生、工人、市民及其它阶层人民，反对国民党内战、独裁、卖国，相对于军事斗争战线，称第二条战线。
1946年12月，北平发生了美军士兵强奸中国女大学生的事件，北平学生率先开展反美示威运动，随即迅速发展为全国规模的反美、反蒋爱国民主运动。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大中城市，共50多万群众参加了示威游行。中共中央强化城市工作部力量，由周恩来兼任部长，领导国民党统治区各级党组织积极发展民主进步力量，开展人民运动，配合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斗争。1947年5月4日至18日，上海、南京、北平等城市学生举行五四纪念会，并组织了反饥饿、反内战罢课游行，遭到国民党军警的镇压。为反抗国民党当局的镇压，大中城市各学校学生于5月20日同时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即“五二○”运动，标志第二条战线正式形成。同时，工人、市民运动也掀起高潮，国统区60多个城市120万工人罢工，38个城市的17万贫民掀起抢米风潮。
校长的内战、独裁、卖国政策，不仅激起了工人、农民、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反对，也使国民党内具有正义感的上层人士强烈不满，元老李济深、何香凝、蔡廷揩、王昆仑等知名人士于1947年12月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现在的民革），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影响很大的反蒋力量。冯玉祥还在外国知名媒体发表《国是声明》，劝校长不要步希特勒、墨索里尼的后尘。把校长气的半死。正如主席所说，此时校长已经陷入四面包围。
冯玉祥将军
六是充分利用国际条件。东北事关全局，国民党军初进东北时，战斗力是相当可以的。而我军初派到东北的大多是干部，派去的部队许多都是徒手去的，没有带武器，同时许多军队是就地召集的，军队训练不足，武器缺乏，一度被国民党军打得退到哈尔滨。“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南满最后就剩一个临江县了，南满部队伤病员都在北朝鲜养伤，鸭绿江冻住，往来自如，养好了伤、准备好武器再打过来。国民党是政府军，不可随意跨国作战。苏联人在客观上也提供了帮助。从而，我们能在东北站稳脚跟，然后迅速反攻。
七是战略战术得当。整个解放战争基本是按照主席的思路展开的，抗战顺利后，我们的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先控制住北边，尤其是东北，占领有利位置；南边没有我们的大根据地，先防御。到1947年4月3日，“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结束，东北的形势开始有利于我方，北边基本稳住的情况下，我军又于1947年8月迅速挺进中原，数十万大军插进国民党统治中心，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可以说，战略上处处抓住了要害。
还有一个重要战术，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以消灭敌军有生力量为目标，不在乎一城一地得失。我们知道，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作战靠什么取胜？靠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蒙元是这样、满清也是这样，为什么少数民族可以集中优势兵力？因为他们有的是良马，多尔衮的骑兵几乎都是一兵两马，备好干粮，轮换骑，一日可以奇袭千里。我军充分发挥部队纪律严明、听从指挥、热情高涨的优势，常常集中五、六倍于敌人的兵力消灭据点的敌人，或是围点打援，歼敌于野战之中。哨子一吹，部队从四面八方赶到，两条腿跑的比国民党军四个轮子还快，打一战，马上就散开了，解放战争之初，国民党军想找我军主力决战，但是因为慢半拍，总找不到人。孟良崮战役我军消灭国民党军整编74师，我军集中了绝对优势兵力，国民党援军到达之前，我军已结束战斗，跳出了包围圈。
国民党为什么不能集中优势兵力？集中优势兵力需要具备一些前提条件，就是部队绝对服从指挥、快速机动、不怕牺牲、勇往直前，容不得半点拖延。而这些条件，国民党军不具备，国民党军体现的几乎都是凡事慢半拍。比如国民党派出的救援锦州（范汉杰驻守）的东进兵团和西进兵团，都不得力，校长在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的陪同下坐在锦州外海军舰上亲自督战指挥并炮火支援，还是未能攻克锦州外围的塔山，锦州被我军31个小时攻克，东北形成关门打狗之势。
抗战顺利时，校长说，“我们有空军、有海军、而且有重武器和特种兵”，“如果配合得法，运用灵活......就一定能速战速决，把奸匪歼灭。”听起来不错，可是凡是一遇上“如果”，就要小心谨慎了。国民党军偏偏缺乏的就是这个“如果”提到的“配合得法，运用灵活”。做不到“配合得法，运用灵活”，有飞机、大炮、军舰又有何用？
国民党军一开始就存在战略准备不足的问题，一开始就搞全面进攻，处处遭遇打击后又搞所谓的对陕西和山东的重点进攻。朱元璋当年的稳扎稳打、不轻易冒险的小心谨慎，校长一点没学到。校长对古代史的研究做的很不够。
总的来说，我党比国民党有本事，组织更可靠，更靠谱。良禽择木而栖，物犹如此、人以何堪？所以越来越多人和共产党站到了。
抗战胜利后，就有一些知名的国内外军事专家判断，国民党不可能以速战速决，消灭我党我军；而战争持续下去，国民党必败。历史证明，这个判断是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