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红轮流做，今年到谁家？Papi酱？早过时了，现在是马步芳。
和Papi酱这种靠各种炒作才红起来的网红不同，马步芳成为新晋网红确实纯属意外。先是有人在微博上批评现在西宁马步芳公馆的导游解说词中，马步芳恶贯满盈的历史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竟然一点缺点都没有的“圣人”。据说，他不仅派兵前往抗日前线，还在辖区内禁绝鸦片，兴办教育，而且，还是环保先驱，那么七八十年前就知道在青海这种生态环境脆弱的地方大搞绿化建设。网络上的批评引起青海当地相关部门关注，迅速回应称，他们会进行全面整改。
这样也能红？当然不是，这只是开头。他成为真正的网红，是在接下来的一波大批判中。当地相关部门迅速承认错误，显然鼓励了更多网友加入到了对马步芳的揭批斗争中来。这其中，后来又成为新一轮发酵导火索的，自然是萌道士梁兴扬的相关遭遇。
不过，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一轮的揭批，几乎全部集中在马步芳的军队当年如何残忍的杀害在战斗中被俘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而且，有人言之凿凿的说，解放战争时，毛主席特别指示解放青海战役的解放军高级将领，青海是唯一不接受投降和起义的，必须彻底消灭马步芳的反动军队。同时，在华北军区的两个兵团调赴西北作战时，本应随军指挥的徐向前，因为曾任西路军总指挥，所以也被调离，而没有随军西进。按这个叙述，解放甘肃、青海和宁夏的战役就不能称之为解放战争了，而是给当年惨死在马家军刀下的西路军冤魂报仇去了。
这种说法不是最近才出现的，近些年来一直在网络上四处流传。我不知道这样的叙述到底从何而来，至少在公开的解放军军史资料里，从来没有这个说法。
徐向前从西路军前线返回延安后就身体不好，抗战期间曾在山东负责军事全局，后被调回延安学习。解放战争开始时，正在病中，虽然有心上前线杀敌，也曾多次向毛泽东表达这一意向，但一直到解放战争进行到第二年，也就是1947年，他才被派往山西前线，负责山西战局。太原解放前，他的身体就不大好了，连七届二中全会这样的重要会议也未能出席。会议结束后，中央决定彭德怀先到太原前线，协助指挥解放太原，之后率山西境内的解放军十八、十九两个兵团前往西北，完成解放西北的任务。对此，徐向前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记述道，彭到太原前线后看望徐，徐即表示，“我的肋膜两次出水，胸背疼痛，身体虚弱得很，没法到前边去，你就留下来指挥攻城吧，等拿下太原再走”。此后，太原前线虽然仍用徐的名义签发文件，但实际上是彭德怀在负责指挥作战。太原战役结束后，原本由徐指挥的十八、十九兵团配属一野指挥，由彭带往西北前线。徐在太原城内住了一段时间，便经中央允许，到青岛修养去了。也就是说，太原解放前后，徐向前就已经在生病，根本不允许他再随军到西北前线去，也就不存在中央和毛泽东不让徐去前线的问题。
至于解放青海时，不允许马步芳所属部队起义和投诚，至少公开资料中没有看到这种说法。解放兰州的战役结束后，杨得志、李志民率十九兵团调转兵锋，负责追击宁马所部，解放宁夏；王震率一兵团一、二两军负责追击青马所部，解放青海。时任一兵团所属第一军政委的廖汉生将军在回忆录中详细叙述了青海战役的过程，并未提到任何不许起义和投诚的上级指示或向下发布的命令，反而对解放青海战役过程中的俘敌数字有很详细的记载：
9月8日，在上五庄的青马82军副军长赵遂、参谋长马文鼎等320余人向2师受降人员投降。9月10日，我军又在三角城接受青马190师师长马振武、357师师长杨修成、骑8师师长马英等2000多人投降。此后，逃散各地的青马士兵陆续向我军投降，总计2700多名，其中将校级军官350名。我们对来降官兵予以登记，收缴武器，给以政策教育，下级军官和士兵发给路费遣散回家，校以上军官编入设在西宁的“解放军官训练处”集中学习改造。
这些做法都是完全符合解放军对待俘虏的传统的。
有人可能会觉得，这个俘虏数量相对于作战规模，是不是太少了？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在解放西北的总战略中，是先分割胡宗南与马家军，然后再利用二马之间的矛盾，坚决消灭青马，争取政治解决宁马。在消灭青马的作战战略上，则事先决定，在兰州战役中歼灭青马主力。这也是兰州战役结束后，青马所属部队立刻作鸟兽散，并未在青海和河西走廊组织起有效防线的原因。此外，廖汉生在回忆录中也提到，兰州战役结束后，马步芳下属的部队大多数溃散跑回老家了，因此在解放西宁时也未遇到抵抗。——顺便提一句，也正因此，溃散后的马步芳残部才能在1950年组织起规模较大的叛乱，当然，这些叛乱被解放军迅速平息了。
值得一提的还有他在回忆录最后一章关于统战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工作时提到，西宁解放后，廖汉生担任青海省军管会主任，青海人民政府成立后，原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赵寿山任省政府主席，廖汉生任副主席。而此时还有一位当地上层人士出任省政府副主席，就是马朴。廖汉生的回忆录中特别提到了他曾在马步芳军队中任旅长，参与围堵西路军，并且抓了不少红军战士，但共产党不计前嫌，仍然大力统战了他。廖汉生记述道：
一位是马朴副主席，回族代表。他原是马步芳的老部下、旅长，曾参加围堵西路军，抓了不少红军战士，后来解甲归田，闲赋在家。青海解放后，他为人民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我们对他不计前嫌，团结共事，凡有重大的集会都是我和他先后登台讲话。他在回族中有一定的影响力，为稳定回族群众出了不少力。其他回族上层人士和广大群众看到共产党、解放军对马朴这样的人不但不报复，还请他担任省政府副主席，由此打消了疑虑。
也就是说，解放军在解放青海时，也和解放其他地方一样，都是为了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和军阀，把当地人民群众从这些反动统治者的压迫、蹂躏之下解放出来，并不存在因为残杀过西路军，所以就要特别报复的问题。
马步芳是残杀过西路军指战员，上至军长一级被俘的红军高级将领，下至被俘的红军女战士，都曾惨遭马家军的折磨、蹂躏和杀害。但如果因此就说解放军解放青海时采取报复行动，这未免太小看了共产党、解放军，更小看了中国革命。
革命之为革命，是为了消灭阶级压迫的社会制度，建立人人平等的新社会。因此，解放军在进入青海时，是充分尊重当地各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的，也得到了当地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在青海，马步芳最大的罪行不止残杀西路军，也压迫和蹂躏了当地各族人民。而且，因为青海是多民族混居地区，由于各种历史和现实原因，多多少少存在着一些民族和宗教矛盾，马步芳便利用这种矛盾，挑拨各个民族之间相互内斗，他自己则坐收渔翁之利，始终将青海的统治权牢牢掌握在手中。对此，廖汉生回忆录记述道：
青海是多民族聚居的省份，全省人口解放前没有精确的统计，据旧政府近似正确的估计约120万人。其中汉族约50万人，占总人中的47％；藏族约40万人，占33％；回族10万余人，占12％；土族约7万人，占6％；蒙古族约2万人，占2％，还有撒拉族、哈萨克族。
长期以来，青海各民族同胞共同生活在这块广阔的高原上，各民族之间既有友好相处的传统情谊，也存在着一些尖锐复杂的历史矛盾。特别是马氏家族统治青海期间，在对各族人民进行阶级压迫的同时进行民族压迫，推行“分而治之”的反动政策，挑拨民族矛盾，对弱小民族肆意掠夺，对敢于反抗其统治的民族进行血腥镇压，造成民族之间积怨颇多，隔阂很深，纷争不已。
其实，马步芳的这种技俩在多民族混居的区域，是军阀们常用的手段，杨增新、金树仁和盛世才在新疆也同样用过。因此，廖汉生认为：
正是在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我军摧毁了马家的黑暗统治，这就从根本上拔掉了民族压迫的总根子，为各民族人民的团结、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我们做好民族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真正实现了各民族一律平等，实现了各民族的空前团结。
也就是说，在当时的共产党和解放军高级将领看来，根本性的问题并不是民族和宗教矛盾，而是阶级矛盾，消灭马步芳不仅仅是为了统一全国，更是为了解放当地各族人民群众。也是在这个基础上，才形成了建国初期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主要思路：民族与宗教问题区别对待，宗教信仰与宗教特权区别处理。
回过头来说，马步芳确实恶贯满盈，十恶不赦，枪毙一万次都还有余辜未了，但他是不是就像最近网络上批评的那样，全是黑暗，一点好事都没干过呢？当然也不是，至少在当时配合国民政府打压西藏地方政府的藏独活动过程中，马步芳是出过力的，而且还不止一次。
民国时期，国家分裂，中央政府忙于应付各地军阀战争，对维护新疆、西藏的主权完整有心无力。1930年代，西藏地方政府内部的藏独势力多次运动，试图走向独立，蒋介石的军队要么在打内战，要么在抗日，根本没有余力弹压。因此，蒋介石在最后与西藏地方政府摊派后采用武力震慑，都是命令马步芳派兵进至青海与西藏交界一带，向西藏施压，迫使西藏地方政府妥协。
近来有人批评马步芳时提到，在十四世达赖灵童问题上，马步芳向西藏地方政府勒索钱财，确实反映出马步芳爱财如命。但反过来说，正是因为他将达赖转世灵童控制在手中，而西藏地方政府当时的武力不足以对抗马步芳，因此只能求助于中央政府，从而为中央政府在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博弈中争取到了一些主动权。
此外，当时中央政府无力顾及新疆，新疆名义上始终属于中国，但当时的中央政府只有主权，没有治权。因此，马步芳还曾应国民政府要求，派兵进入新疆，干预新疆事务，为中央政府介入新疆事务争取空间。
实际上，马步芳这种情况在民国时期的军阀中相当普遍，即曾经为地方上做过一些好事，曾经为维护国家主权完整尽过一些力量，但同时却坚决反共，鱼肉百姓，采用各种手段，极力盘剥、压榨势力范围内的人民群众，因此具有一定程度的多面性。对于这种历史人物，究竟如何叙述？这不是一个历史研究的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或者说，完全取决于时代需要他们展现哪一面。
建国初的革命叙事中，他们属于反动统治阶级，是革命对象，因此宣传上对他们的负面强调的比较多。而在改革开放后的“去政治化”的历史叙述背景下，一些人打着“客观评价”的旗号，实际上是历史虚无主义暗度陈仓，便开始强调这些人物的正面。比如1980年代，现代化成为全社会热捧的主题，因此，各地纷纷追寻自己的现代化初期的成就。袁世凯的政治、陈炯明的省治、阎锡山的工业建设、张作霖的义气、韩复榘的乡村建设之类纷纷冠冕堂皇的成为一时显学。进入1990年代，各地开始建立自己的现代性叙事，纷纷追溯到了民国时期，这些军阀的形象日益变得正面，乃至黄金荣杜月笙成为上海研究热点话题，刘文彩兴办义学在四川也传为佳话，民国范儿风行神州，薛岳张灵甫等国民党将领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变成了抗日“军神”乃至“男神”。此外，由于各地旅游开发需要，恢复重建名人故居更是蔚然成风。山西的大宅门，北京的老胡同，杭州的胡雪岩故居，连刘文彩的收租院都成了著名景点，原来的军阀故居原本就有不少作为历史文物保留下来，重新开发利用自然也不奇怪。
那么，当山西怀念阎锡山、山东怀念韩复榘、广东怀念陈炯明、东北怀念张作霖的时候，青海怀念什么呢？当然只能是马步芳了。反正和阎锡山韩复榘们一样，从他干过的事情里找几件正面的出来说说也不是难事。当各地纷纷开发军阀故居作为旅游景点的时候，青海自然也就开发了马步芳的故居。
换句话说，马步芳还是那个马步芳，讲哪一面不取决于他自己，取决于时代需要，取决于哪一面更有听众和读者。要是说马步芳残害红军，难道其他军阀没有残害过共产党和红军？张作霖不是还杀了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吗？去年底播出的电视剧《少帅》中，由李雪健扮演的张作霖就喧宾夺主，比主角张学良还抢镜，又怎么样了？
当然，此次马步芳引起的争论中，尤其让那些激烈批评的人感到担心的问题实际上在于，马步芳正在变成他所属的民族的所谓“英雄”。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倾向。但反复叙述马步芳如何残杀西路军指战员，能否让将他视为英雄的人们承认他的反动？显然不能。因为这种将解放青海视为共产党和解放军的复仇的叙述多多少少都是带有民族、宗教对立情绪的，自然不可能得到少数民族的认同。
那么重新捡起建国初的革命叙事，讲马步芳作为反动统治者剥削、压榨、镇压人民的反动行为，乃至个人道德品行上的败坏，是否能重新建立起一个反对他的统一战线呢？也难。除非在内地也能重建这套基于阶级斗争的历史叙事，而这显然不符合现实需要。
我们当然可以指责将马步芳视为英雄的人们说，如果没有共产党和解放军，你们的祖先现在还在马家军的统治下当牛做马，你们的祖先跟马步芳根本不是一个阶级，你们怎么配姓赵？你们农牧奴的后代怀念统治者，难道不觉得荒唐吗？当然，这是事实。但我们不能忽略的事实是，同样的逻辑在汉族地区也在发生。比如怀念1930年代的上海的人们，他们的祖先在1930年代多数其实是上海底层，不是也被《夜上海》唱得心神荡漾吗，不是也被张爱玲的旗袍迷得六神无主吗？难道不荒唐吗？要承认，这两者确实是同样的逻辑。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凭什么同样的逻辑上海就可以用，在青海就不能呢？显然说不过去。
因此，如何看待和叙述马步芳的问题，和如何看待慈禧太后、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乃至民国范儿是同样的问题，这不是历史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如果在内地无法颠覆“民国范儿”的叙述，要在青海彻底颠覆对马步芳的评价，也就很难了。（作者：岳峙；源自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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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Papi酱这种靠各种炒作才红起来的网红不同，马步芳成为新晋网红确实纯属意外。先是有人在微博上批评现在西宁马步芳公馆的导游解说词中，马步芳恶贯满盈的历史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竟然一点缺点都没有的“圣人”。据说，他不仅派兵前往抗日前线，还在辖区内禁绝鸦片，兴办教育，而且，还是环保先驱，那么七八十年前就知道在青海这种生态环境脆弱的地方大搞绿化建设。网络上的批评引起青海当地相关部门关注，迅速回应称，他们会进行全面整改。
这样也能红？当然不是，这只是开头。他成为真正的网红，是在接下来的一波大批判中。当地相关部门迅速承认错误，显然鼓励了更多网友加入到了对马步芳的揭批斗争中来。这其中，后来又成为新一轮发酵导火索的，自然是萌道士梁兴扬的相关遭遇。
不过，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一轮的揭批，几乎全部集中在马步芳的军队当年如何残忍的杀害在战斗中被俘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而且，有人言之凿凿的说，解放战争时，毛主席特别指示解放青海战役的解放军高级将领，青海是唯一不接受投降和起义的，必须彻底消灭马步芳的反动军队。同时，在华北军区的两个兵团调赴西北作战时，本应随军指挥的徐向前，因为曾任西路军总指挥，所以也被调离，而没有随军西进。按这个叙述，解放甘肃、青海和宁夏的战役就不能称之为解放战争了，而是给当年惨死在马家军刀下的西路军冤魂报仇去了。
这种说法不是最近才出现的，近些年来一直在网络上四处流传。我不知道这样的叙述到底从何而来，至少在公开的解放军军史资料里，从来没有这个说法。
徐向前从西路军前线返回延安后就身体不好，抗战期间曾在山东负责军事全局，后被调回延安学习。解放战争开始时，正在病中，虽然有心上前线杀敌，也曾多次向毛泽东表达这一意向，但一直到解放战争进行到第二年，也就是1947年，他才被派往山西前线，负责山西战局。太原解放前，他的身体就不大好了，连七届二中全会这样的重要会议也未能出席。会议结束后，中央决定彭德怀先到太原前线，协助指挥解放太原，之后率山西境内的解放军十八、十九两个兵团前往西北，完成解放西北的任务。对此，徐向前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记述道，彭到太原前线后看望徐，徐即表示，“我的肋膜两次出水，胸背疼痛，身体虚弱得很，没法到前边去，你就留下来指挥攻城吧，等拿下太原再走”。此后，太原前线虽然仍用徐的名义签发文件，但实际上是彭德怀在负责指挥作战。太原战役结束后，原本由徐指挥的十八、十九兵团配属一野指挥，由彭带往西北前线。徐在太原城内住了一段时间，便经中央允许，到青岛修养去了。也就是说，太原解放前后，徐向前就已经在生病，根本不允许他再随军到西北前线去，也就不存在中央和毛泽东不让徐去前线的问题。
至于解放青海时，不允许马步芳所属部队起义和投诚，至少公开资料中没有看到这种说法。解放兰州的战役结束后，杨得志、李志民率十九兵团调转兵锋，负责追击宁马所部，解放宁夏；王震率一兵团一、二两军负责追击青马所部，解放青海。时任一兵团所属第一军政委的廖汉生将军在回忆录中详细叙述了青海战役的过程，并未提到任何不许起义和投诚的上级指示或向下发布的命令，反而对解放青海战役过程中的俘敌数字有很详细的记载：
9月8日，在上五庄的青马82军副军长赵遂、参谋长马文鼎等320余人向2师受降人员投降。9月10日，我军又在三角城接受青马190师师长马振武、357师师长杨修成、骑8师师长马英等2000多人投降。此后，逃散各地的青马士兵陆续向我军投降，总计2700多名，其中将校级军官350名。我们对来降官兵予以登记，收缴武器，给以政策教育，下级军官和士兵发给路费遣散回家，校以上军官编入设在西宁的“解放军官训练处”集中学习改造。
这些做法都是完全符合解放军对待俘虏的传统的。
有人可能会觉得，这个俘虏数量相对于作战规模，是不是太少了？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在解放西北的总战略中，是先分割胡宗南与马家军，然后再利用二马之间的矛盾，坚决消灭青马，争取政治解决宁马。在消灭青马的作战战略上，则事先决定，在兰州战役中歼灭青马主力。这也是兰州战役结束后，青马所属部队立刻作鸟兽散，并未在青海和河西走廊组织起有效防线的原因。此外，廖汉生在回忆录中也提到，兰州战役结束后，马步芳下属的部队大多数溃散跑回老家了，因此在解放西宁时也未遇到抵抗。——顺便提一句，也正因此，溃散后的马步芳残部才能在1950年组织起规模较大的叛乱，当然，这些叛乱被解放军迅速平息了。
值得一提的还有他在回忆录最后一章关于统战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工作时提到，西宁解放后，廖汉生担任青海省军管会主任，青海人民政府成立后，原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赵寿山任省政府主席，廖汉生任副主席。而此时还有一位当地上层人士出任省政府副主席，就是马朴。廖汉生的回忆录中特别提到了他曾在马步芳军队中任旅长，参与围堵西路军，并且抓了不少红军战士，但共产党不计前嫌，仍然大力统战了他。廖汉生记述道：
一位是马朴副主席，回族代表。他原是马步芳的老部下、旅长，曾参加围堵西路军，抓了不少红军战士，后来解甲归田，闲赋在家。青海解放后，他为人民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我们对他不计前嫌，团结共事，凡有重大的集会都是我和他先后登台讲话。他在回族中有一定的影响力，为稳定回族群众出了不少力。其他回族上层人士和广大群众看到共产党、解放军对马朴这样的人不但不报复，还请他担任省政府副主席，由此打消了疑虑。
也就是说，解放军在解放青海时，也和解放其他地方一样，都是为了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和军阀，把当地人民群众从这些反动统治者的压迫、蹂躏之下解放出来，并不存在因为残杀过西路军，所以就要特别报复的问题。
马步芳是残杀过西路军指战员，上至军长一级被俘的红军高级将领，下至被俘的红军女战士，都曾惨遭马家军的折磨、蹂躏和杀害。但如果因此就说解放军解放青海时采取报复行动，这未免太小看了共产党、解放军，更小看了中国革命。
革命之为革命，是为了消灭阶级压迫的社会制度，建立人人平等的新社会。因此，解放军在进入青海时，是充分尊重当地各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的，也得到了当地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在青海，马步芳最大的罪行不止残杀西路军，也压迫和蹂躏了当地各族人民。而且，因为青海是多民族混居地区，由于各种历史和现实原因，多多少少存在着一些民族和宗教矛盾，马步芳便利用这种矛盾，挑拨各个民族之间相互内斗，他自己则坐收渔翁之利，始终将青海的统治权牢牢掌握在手中。对此，廖汉生回忆录记述道：
青海是多民族聚居的省份，全省人口解放前没有精确的统计，据旧政府近似正确的估计约120万人。其中汉族约50万人，占总人中的47％；藏族约40万人，占33％；回族10万余人，占12％；土族约7万人，占6％；蒙古族约2万人，占2％，还有撒拉族、哈萨克族。
长期以来，青海各民族同胞共同生活在这块广阔的高原上，各民族之间既有友好相处的传统情谊，也存在着一些尖锐复杂的历史矛盾。特别是马氏家族统治青海期间，在对各族人民进行阶级压迫的同时进行民族压迫，推行“分而治之”的反动政策，挑拨民族矛盾，对弱小民族肆意掠夺，对敢于反抗其统治的民族进行血腥镇压，造成民族之间积怨颇多，隔阂很深，纷争不已。
其实，马步芳的这种技俩在多民族混居的区域，是军阀们常用的手段，杨增新、金树仁和盛世才在新疆也同样用过。因此，廖汉生认为：
正是在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我军摧毁了马家的黑暗统治，这就从根本上拔掉了民族压迫的总根子，为各民族人民的团结、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我们做好民族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真正实现了各民族一律平等，实现了各民族的空前团结。
也就是说，在当时的共产党和解放军高级将领看来，根本性的问题并不是民族和宗教矛盾，而是阶级矛盾，消灭马步芳不仅仅是为了统一全国，更是为了解放当地各族人民群众。也是在这个基础上，才形成了建国初期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主要思路：民族与宗教问题区别对待，宗教信仰与宗教特权区别处理。
回过头来说，马步芳确实恶贯满盈，十恶不赦，枪毙一万次都还有余辜未了，但他是不是就像最近网络上批评的那样，全是黑暗，一点好事都没干过呢？当然也不是，至少在当时配合国民政府打压西藏地方政府的藏独活动过程中，马步芳是出过力的，而且还不止一次。
民国时期，国家分裂，中央政府忙于应付各地军阀战争，对维护新疆、西藏的主权完整有心无力。1930年代，西藏地方政府内部的藏独势力多次运动，试图走向独立，蒋介石的军队要么在打内战，要么在抗日，根本没有余力弹压。因此，蒋介石在最后与西藏地方政府摊派后采用武力震慑，都是命令马步芳派兵进至青海与西藏交界一带，向西藏施压，迫使西藏地方政府妥协。
近来有人批评马步芳时提到，在十四世达赖灵童问题上，马步芳向西藏地方政府勒索钱财，确实反映出马步芳爱财如命。但反过来说，正是因为他将达赖转世灵童控制在手中，而西藏地方政府当时的武力不足以对抗马步芳，因此只能求助于中央政府，从而为中央政府在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博弈中争取到了一些主动权。
此外，当时中央政府无力顾及新疆，新疆名义上始终属于中国，但当时的中央政府只有主权，没有治权。因此，马步芳还曾应国民政府要求，派兵进入新疆，干预新疆事务，为中央政府介入新疆事务争取空间。
实际上，马步芳这种情况在民国时期的军阀中相当普遍，即曾经为地方上做过一些好事，曾经为维护国家主权完整尽过一些力量，但同时却坚决反共，鱼肉百姓，采用各种手段，极力盘剥、压榨势力范围内的人民群众，因此具有一定程度的多面性。对于这种历史人物，究竟如何叙述？这不是一个历史研究的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或者说，完全取决于时代需要他们展现哪一面。
建国初的革命叙事中，他们属于反动统治阶级，是革命对象，因此宣传上对他们的负面强调的比较多。而在改革开放后的“去政治化”的历史叙述背景下，一些人打着“客观评价”的旗号，实际上是历史虚无主义暗度陈仓，便开始强调这些人物的正面。比如1980年代，现代化成为全社会热捧的主题，因此，各地纷纷追寻自己的现代化初期的成就。袁世凯的政治、陈炯明的省治、阎锡山的工业建设、张作霖的义气、韩复榘的乡村建设之类纷纷冠冕堂皇的成为一时显学。进入1990年代，各地开始建立自己的现代性叙事，纷纷追溯到了民国时期，这些军阀的形象日益变得正面，乃至黄金荣杜月笙成为上海研究热点话题，刘文彩兴办义学在四川也传为佳话，民国范儿风行神州，薛岳张灵甫等国民党将领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变成了抗日“军神”乃至“男神”。此外，由于各地旅游开发需要，恢复重建名人故居更是蔚然成风。山西的大宅门，北京的老胡同，杭州的胡雪岩故居，连刘文彩的收租院都成了著名景点，原来的军阀故居原本就有不少作为历史文物保留下来，重新开发利用自然也不奇怪。
那么，当山西怀念阎锡山、山东怀念韩复榘、广东怀念陈炯明、东北怀念张作霖的时候，青海怀念什么呢？当然只能是马步芳了。反正和阎锡山韩复榘们一样，从他干过的事情里找几件正面的出来说说也不是难事。当各地纷纷开发军阀故居作为旅游景点的时候，青海自然也就开发了马步芳的故居。
换句话说，马步芳还是那个马步芳，讲哪一面不取决于他自己，取决于时代需要，取决于哪一面更有听众和读者。要是说马步芳残害红军，难道其他军阀没有残害过共产党和红军？张作霖不是还杀了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吗？去年底播出的电视剧《少帅》中，由李雪健扮演的张作霖就喧宾夺主，比主角张学良还抢镜，又怎么样了？
当然，此次马步芳引起的争论中，尤其让那些激烈批评的人感到担心的问题实际上在于，马步芳正在变成他所属的民族的所谓“英雄”。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倾向。但反复叙述马步芳如何残杀西路军指战员，能否让将他视为英雄的人们承认他的反动？显然不能。因为这种将解放青海视为共产党和解放军的复仇的叙述多多少少都是带有民族、宗教对立情绪的，自然不可能得到少数民族的认同。
那么重新捡起建国初的革命叙事，讲马步芳作为反动统治者剥削、压榨、镇压人民的反动行为，乃至个人道德品行上的败坏，是否能重新建立起一个反对他的统一战线呢？也难。除非在内地也能重建这套基于阶级斗争的历史叙事，而这显然不符合现实需要。
我们当然可以指责将马步芳视为英雄的人们说，如果没有共产党和解放军，你们的祖先现在还在马家军的统治下当牛做马，你们的祖先跟马步芳根本不是一个阶级，你们怎么配姓赵？你们农牧奴的后代怀念统治者，难道不觉得荒唐吗？当然，这是事实。但我们不能忽略的事实是，同样的逻辑在汉族地区也在发生。比如怀念1930年代的上海的人们，他们的祖先在1930年代多数其实是上海底层，不是也被《夜上海》唱得心神荡漾吗，不是也被张爱玲的旗袍迷得六神无主吗？难道不荒唐吗？要承认，这两者确实是同样的逻辑。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凭什么同样的逻辑上海就可以用，在青海就不能呢？显然说不过去。
因此，如何看待和叙述马步芳的问题，和如何看待慈禧太后、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乃至民国范儿是同样的问题，这不是历史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如果在内地无法颠覆“民国范儿”的叙述，要在青海彻底颠覆对马步芳的评价，也就很难了。（作者：岳峙；源自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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