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映像的背后，还有更忠于现实的人，而在那映像之后还有另一个。周而复始，生生不息，直到那绝对的、无人可及的、谜一般的终极现实。——【意】安东尼奥尼1972年，世界电影大师、意大利人安东尼奥尼（以下简称“安东尼”）请求来华拍片，我方欣然同意。
安东尼入境后，婉拒中方人员陪同，在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等大都市作些停留后，便辗转到河南林县等农村拍片了。几个月后，完成画面拍摄，即回国进行后期制作。这次普通的新闻采访，并没有引起当时中央高层的特别注意。
第二年，久居海外的杨振宁博士访华，对接见他的某领导人说：“最近欧美各国都在放映意大利人制作的纪录片《中国》。我认为片子有点问题，你们可以看看。”杨博士的话引起了领导人的重视，于是就通过有关渠道得到拷贝，召集几位政要观看；随后，又立即组织在京的中央委员和宣传口的负责人看片。审片人员观后，无不义愤填膺，一致认为《中国》是极端恶毒的反华影片。
未过多久，一场批判安东尼及其影片《中国》的暴风雨来了，中央级的“两报一刊”发表大量批判文章，怒斥安东尼是跳梁小丑、反华急先锋，指责《中国》抹杀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和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当然，这些都是政治家的评判，而搞艺术的人则认为他“使用了冷色调，来消除中国真正的色彩和风景”.为了反衬安东尼的“险恶居心”,在狠批《中国》的同时，还竭力推荐荷兰电影家伊文思的《早春》和北京亚乒赛纪录片《万紫千红》，以充分展示中国的蒸蒸日上、欣欣向荣。那年头，“大批判”是国内的政治土特产，并不稀罕，但“穿越国际”的大批判，就非同寻常了。
红色中国的批评声音很快就传到了意大利，安东尼大师莫名其妙，百思不解：我毕生与电影艺术打交道，今天怎么会卷到中国的政治漩涡里去了？他不无痛苦地叹息：“那些人到处侮辱我，而我却找不到一个人为我辩护。”从此，他远避中国，再也不敢访华了。
那么，《中国》究竟“反动”到什么程度呢？最近，我在网上搜索到《中国》的完整版，看后有些想法，简单地说：安东尼被冤枉了。
该片纯属纪实风格，全片确实没有太多的令国人自豪和振奋的镜头，无非是萧条的城市街道，荒芜的山川平原、简陋破败的农舍、衣衫褴褛的农民、脏兮兮的乡村学生，近于原始的田间耕作，还有老太婆的小脚、村民蹲在墙根闲晒太阳、大男人毫无顾忌地当众擤鼻涕和当街解手等“丑陋现象”,而这些画面，都是当年遭批判的焦点。该片最令批判者切齿痛恨的一组画面是这样的，一群公社社员大唱革命样板戏《龙江颂》：“昂起头，挺起胸膛望前方”,镜头立即切换为圈养的群猪抬起脑袋，支楞耳朵，张口嚎叫。当时的批判文章指出，此蒙太奇手法非常露骨地污蔑中国人民。
早年，因兴趣驱使，我曾看过几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流派的电影以及相关的文字资料，某些方面还比较熟悉，但是对自成一派的安东尼大师却一无所知。新近查了点资料才知道，他对电影艺术自有独特的理解和追求：“每一个映像的背后，还有更忠于现实的人，而在那映像之后还有另一个。周而复始，生生不息，直到那绝对的、无人可及的、谜一般的终极现实。”他当年来华，也许就是要寻求东方文明古国“谜一般的终极现实”.可惜，人算不如天算，他的“终极现实”之谜，未等到人们去破解，马上就换来口诛笔伐，这位资深电影艺术家的心理，彻底崩溃。
几十年过去了，眼下的中国已非彼时的《中国》，不说物质层面的，就说国人的思维方式，也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当今国人如果追溯“《中国》风波”,定然会一笑置之，视作等闲。是啊，矫正了偏激，远离了狭隘，冷却了狂热，回归了人文精神，历练了宽容之心，那么，我们眼里所有的艺术精品都是有价值的，都是可以接纳的。
据说，改革开放后，我国有关部门曾向安东尼赔礼道歉；也曾举起橄榄枝，邀请他再度访华，再拍一部《中国》，以记录改革年代的新景象。但对方始终保持沉默，未作任何回应。
2004年冬，《中国》首次在中国公映，电影院里挤满了观众，个个心态平和、默默观看、静静思索。而远在意大利的安东尼，却呆坐在轮椅上，再也不能“吾行吾摄”了。
2007年，一位中国的70后导演前往意国拍摄安东尼的故事。命若悬丝的大师见到年轻的中国同行，激动不已。但是，他再也无兴趣提及《中国》，也许他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原先重要的东西都变得无关紧要了。未久，大师溘然逝世，享年九旬晋五。
我想：大师的一部纪录片向我们走近时，《中国》也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资料】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1912—2007），意大利人。20岁时倾心于建筑艺术，后转为尝试戏剧和电影，擅长拍摄短剧情片和纪录片。《放大》《蚀》《红色沙漠》等作品在国际影展上屡获殊荣。安东尼的作品讲究光影技巧，镜头语言独特，画面发人深省。
《中国》摄于1972年，全片长达207分钟，分为若干集。2004年，我国举行安东尼作品回顾展，首次公映包括《中国》在内的优秀影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