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17年的夏天，天气闷热，万事万物都在这种闷热中躁动着。
一大早，已经70多岁的乡绅刘翰林刚走到院子里，就听到了大门外急促的敲门声。
他惊疑不定地听了一会儿，确定不是听错了，这才缓缓悠悠地走到门口，拉开门栓。
门口站着两个风尘仆仆的年轻人，穿得衣服都有些破旧，但精神头很好。
看到他出来，其中一个年轻人快速地道明了来意。
原来这两人都是省里师范校的学生，趁着假期四处游历，但又没钱，于是一路“打秋风”，吃百家饭。
刘翰林是个老读书人，非常爽快地给了他们一个红纸包，里面有40枚铜币，足够这两个年轻人解决一两天的饭钱了。
临走前，他盯着另一个瘦瘦高高、没怎么说话的年轻人的背影看了许久。
不知怎的，心里总隐隐觉得，这个人和他见过的所有年轻人都不太一样。
他抬头看了看天，几片云朵正在缓缓聚集，一副风雨欲来的样子。
闷了这么久，终于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
2
现在我们都知道了，那个瘦瘦高高的年轻人，正是24岁的毛泽东。
和他在一起的年轻人，是他的同学萧子升。
长假无事可做，他们约着干了一件极其疯狂的事情：穷游。
和现在许多大学生号称穷游，却到处搭顺风车、刷卡吃饭不一样的是，他们的穷游是实实在在的穷游。
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穷，据《毛泽东年谱》记载，他们当时没有带一分钱，用游学的方法或写些对联以解决食宿，而且据说“所到之处，受到农民友善的欢迎和款待”。
但据我推测，这种说法很可能是“为尊者讳”。
因为，在萧子升晚年写的回忆录里，他把这段经历非常直白地定义为——行乞。
更过分的是，在书里，萧子升清清楚楚地记录了去刘翰林家“打秋风”前毛泽东说的一句话。
毛泽东说，“我们开始行乞吧，我已经饿得要命了。”
……
另一个方面是“游”。这种游不是游山玩水的游，不是一日游、情侣游、体验游、休闲游，而是一步一步苦游。
从7月中旬到8月16日，他们步行漫游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历时一个月，行程900余里。
看到这里，你大概就能明白，为什么毛泽东能走完长征了。
3
在游历中，他们沿途接触城乡社会各阶层的人。据统计，这些人包括农民、船工、财主、县长、老翰林、寺庙方丈等。
了解了很多风土民情。
这种边游历边调查的生活极大地影响了毛泽东的很多观念和想法。
我猜测，那句经典名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最早的雏形就产生于此。
这以后，毛泽东几乎一有机会就会亲自搞调查。再从这些调查到的情况中，抽丝剥茧地发现规律、研究规律，并最终利用规律。
除了最著名的《寻乌调查》，他还搞过长岗调查、兴国调查、才溪乡调查等等。
每一个调查的背后，都是数十天的实地查看，数十人甚至上百人的访谈交流，以及无数个夜晚的细致梳理、思考、总结成篇。
这才是真正的“行万里路”。
值得一提的是，24岁的毛泽东之所以选择在假期游历，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同学和师长的影响。
在毛泽东就读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校训上，清楚写着：
国民教育趋重实际，宜使学生明现今之大事，察社会之情状。
大白话就是不要死读书，不要只知道刷抖音，要知道这个世界都在干什么，以后你又能干什么。
就这一句，我敢说，今天的多少985/211或者双一流都做不到。
毛泽东在一师的很多老师都是这条校训的忠实践行者，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就是恩师和日后的岳父杨昌济。
在一师的时候，毛泽东经常会到杨昌济家里去，交流讨论。
甚至假期也不放过。
于是，在徒步游历湖南5县的前一年。暑假里，毛泽东曾独自一人步行到长沙县东乡板仓杨昌济家访问。
在杨昌济家里，他和他的老师广泛地讨论学术问题和社会问题，并浏览杨昌济的藏书。
也是在这里，杨昌济向毛泽东介绍了一个留学日本的体育爱好者和倡导者，名叫柳午亭，曾执教日本陆军士官大学。
毛泽东专程去拜访了他，并认真地听了他几堂体育理论课，据说柳还教了他几招“王（八）拳”。
这个叫柳午亭的人并不出名，但他有个儿子，叫柳直荀，是个烈士。
很可惜，这个叫柳直荀的烈士现在似乎也不太有人记得了。
在柳直荀去世25年后，他的遗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在信里附上了自己一九三三年悼念丈夫柳直荀的词《菩萨蛮·惊梦》。
这个遗孀的名字叫李淑一。
毛泽东看后非常感伤，提笔写下了一首非常有名的词《蝶恋花·答李淑一》。
开篇第一句就是：我失骄杨君失柳。
这里的柳，就是柳直荀。
历史，总是在万千看似完全不相干的事情背后，冥冥中留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4
第二年的春天，著名愤青刊物《新青年》上发了一篇体育论文，叫《体育之研究》。
署名“二十八画生”。
如果你熟悉繁体字的话，应该能猜出来，这个“二十八画生”就是毛澤東。
他写的这篇文章，很显然的受到了柳午亭的影响。
毛泽东认为，一个人的精神是和他的体魄分不开的，所以“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
有趣的是，几乎就在同一个时期，还有一个人得出了另一个结论，他认为，如果不改造人的思想，那么无论身体再强健，也不过只是麻木不仁的看客。
一年后，这个愤怒的中年人，首次用一个笔名写了一篇惊世骇俗的文章。
有意思的是，这篇文章也发在《新青年》上。
文章的名字叫《狂人日记》，这个首次使用的笔名叫“鲁迅”。
历史总是在这种细节的地方，充满了想象的空间。
5
《体育之研究》这篇文章和毛泽东后来洋洋洒洒的大文章相比，并不出彩。
但对毛泽东而言，却具有非常独特的意义。
因为，这是毛泽东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时间是1917年4月1日。
是的，你没有看错，后来成为举世瞩目的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的毛泽东，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是关于体育的。
读到这段史料的时候，那荒诞的感觉就跟我第一次知道数学家玻尔（有两个玻尔）曾经是丹麦国家足球队队员时一样一样的。
虽然这篇文章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发表，但“二十八画生”这个笔名却不是毛泽东第一次使用。
早在1915年，他就用这个笔名搞了一次公开的交友征集。
最后，征集来了“三个半”人。一个是罗章龙，另外两个人的名字，毛泽东后来忘记了。
而那“半个”是李立三，之所以说半个，是因为他去了，但在听完毛泽东的一番话之后，没有表态就走了。
就在这段历史里，还藏着一个惊人的细节。
我后来从另一本书里读到了。
李立三自己后来说，当时他之所以一言不发就走了，是被毛泽东的博学所震撼，感到自己读书太少，在谈话时竟一句也接不上来，因此，只好自惭形秽地离开了。
一开口，就能让人因读书少而自惭形秽，难以想象，那时候的毛泽东就已经读了多少书！
事实就在于，那时候的毛泽东确实读了很多书。
我在看史料的时候，曾经看到过毛泽东在1917年前后给他的表兄文运昌写的一张便条。
便条的主要内容是还书。
“书十一本，内《盛世危言》失布匣；《新民丛报》损去首页，抱歉之至，尙希原谅。”
从这个便条里，我们也能得出两个结论：一、毛泽东确实很爱看书；二、毛泽东并不十分爱惜书。
但在这个便条之外，我还读到了第三个结论：毛泽东在假期里，也废寝忘食地读书。
因为我查了一下，毛泽东写这个便条的时间是春节。
是他回韶山过春节后，看完书写的还书便条。
读到这里的时候，我非常惭愧。
因为大学里，我也曾在每年的寒暑假订下非常严密、牛逼的读书计划，并且不厌其烦地跑到图书馆里借来七八本厚厚的“大部头”，比如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等，装入行李箱带回老家。
然后又在假期结束后，不厌其烦地将这些大部头书带回学校。
看起来很勤奋，但事实上，我只是做了回这些书籍的搬运工。
因为书里的内容我几乎没看几页。
什么叫差距，这就叫差距！
6
从上面各种史料中摘出来的内容可以看出，毛泽东过长假，主要就干了三件事：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交万千友。
看起来也没什么特别的——如果，不对比来看的话。
比如像今年的十一长假。
我们绝大多数人，在这样的长假里一般也主要干三件事：
睡饱了吃；吃饱了玩；玩累了睡。
循环往复，周而复始。
当然，我写下这样的文章，并不是鼓励大家效仿毛泽东，在长假里到处游历、天天看书、广交朋友。
我只是在过节的时候突然很好奇。
在近一个世纪前，一个在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他又是如何过长假的？
但当我写完这一切以后才明白。
毛泽东为什么会成为伟人，而我们又为什么更适合做普通人。
因为，他做到的，我们大部分人都做不到，更没有想过去做到。
在史料里，还记载了另外一件事。
1921年7月，时隔两年后，毛泽东和曾与他一道穷游的萧子升见面了。
他们一起乘船离开长沙，彻夜畅谈。
萧子升回忆说:“那是最后一个夜晚，我们同床而睡，一直谈到黎明，毛泽东一直劝说我加人共产党，他说，如果我们全力以赴，不要一千年，只要 30年至40 年的时间，共产党就能够改变中国。”
毛泽东之所以说这句话，是因为在这之前萧子升曾说过他愿意“等一千年”，以实现自己的无政府主义理想。
萧子升最终没有被说服，中途两人分道扬镳，从此再没有见面。
萧子升不知道的是，毛泽东此行的目的，是去上海参加一次重要的会议，而这次会议，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76年，主席毛泽东病逝于北京。
非常巧合的是，萧子升很快也去世了，而他去世的地方是乌拉圭。
两个原本志同道合的朋友，从做出不同选择的第一步起，就决定了今后的人生相隔万里。
现在来看，毛泽东在1921年的那个晚上做出的预言极为精准。
“不要一千年，只要 30年至40 年的时间，共产党就能够改变中国。”
因为，就是在大概30年的时间里，他最终干成了那件改变中国的、开天辟地的大事。
这件事，至今仍影响着神州大地上的十几亿人民。
因为，正是这件事让我们拥有了一个这样一个长达七天的假期：
国庆节。
